就這樣，董士魁決定為少年董作賓娶親，女方是同一條街上錢家的女兒錢曼珍。董作賓有一個姐姐嫁給錢家為媳，董家娶錢家的女兒，這就是當時常見的“換親”，一則親上加親，再則雙方都比較熟悉了解，貧困人家談婚論嫁，聘禮陪送也好商量，這也許更是主要因素。
當時，董作賓十二歲，這是人們是按虛歲算的，實際才十一歲周歲，女方又比他大兩歲。說到成親他一百個不願意，但聽說成親母親的病就能好，也就無話可說了，他一向是很孝順的。那個時代男婚女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人是難以違背的，更何況一個孩子。坐花轎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讓茶敬酒酬賓客，董作賓像木偶一樣任人擺布，完成了既熱烈又神聖的儀式。當夜闌人靜，賓客都散去後，他看了一眼比自己還要高過半頭的新娘而不知所措，竟然要跑回母親房中睡覺，結果讓人硬送了回來。
或許是藥聖祠的藥靈驗，或許是衝喜的作用，董作賓完婚後王氏夫人的病一天天好起來。這樣董家分外看重新過門的媳婦，新媳婦也很勤快，照顧公婆和丈夫十分周到。一家人日子過得雖緊，但卻是和和睦睦，唯有董作賓不順心。原來，他想娶了這個媳婦就算走了一個姐姐又來了一個姐姐好了，可是到學堂後小夥伴們常圍住他起哄，喊道：“小女婿，坐花轎，要咋的，不知道。”取笑作樂。於是他就遷怒於錢氏，不理睬她，並向母親哭訴。母親安慰他說：乖乖孩子，莫生氣，你長大了可以再找一個好媳婦，小媳婦。這順口隨便說的一句話，竟然成為這樁婚姻危機的伏筆。
多少年後，董作賓在談到這樁婚姻的時候，說這都是沿襲老家懷慶府溫縣董陽門早婚的習俗。實際上，這種早婚的習俗在當時的中國是哪裏都有的，後來，董作賓在北大求學期間研究民歌民謠，輯錄了河南、河北、江淮、東南等全國各地歌謠中反映早婚的《小兒童》（又名《看見她》），竟有四十五首之多。
家裏人看到董作賓在原來私塾裏受氣，而且從先生陳文鬥讀書已經五六年，也該換個先生了，於是就讓他改從先生史九讀書。史九先生授課除要求學生背書外，也注重讓學生理解內容，常常講述微言大義。董作賓學習更加努力認真，不僅課文背得滾瓜爛熟，還要弄懂每句話的內容，常常夜深了還在掌燈讀書。
在這裏董作賓與同窗學友郭寶鈞結為好友，並一直維持了半個多世紀。郭寶鈞的祖父、父親都是繅絲工人。當時南陽周圍養蠶很多，就有人家以繅絲為業。其父積勞成疾，在扛絲包時體力不支嘔血而卒，靠母親做針線、紡紗來維持生計，供其上學。１９２２年，郭寶鈞畢業於北平國立師範大學國文係，曾在南陽河南省立第五中學任教師、校長，參與創辦著名的南陽宛南中學，後又在河南省教育廳任秘書、視學等。１９２８年，董作賓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對安陽殷墟進行第一次科學發掘的時候，郭寶鈞以河南省教育廳代表身份參加了發掘。以後，在董作賓的影響下，郭寶鈞畢生從事商周時代的考古發掘和研究。
這時，董士魁已逐漸年老體衰、疾病纏身，但仍然竭盡全力支撐著這個家，苦心經營自己的店鋪，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溫飽，供孩子上學。董作賓在課餘也盡力幫助父親，代父送貨進貨，印製衣袖，每到春節書寫春聯到街市上去賣。還為人刻製印章，每字可得銅元四枚，有一段時間還在長春街中段一家文具店旁邊開了個小刻字店。南陽市的老人曾回憶記述：“刻字攤小主人年方十四五歲，英俊大方，笑容可親，沒有世俗氣，刻起字來全神貫注，手邊沒活時，不是捧書默讀，就是練習寫字。這個刻字攤上的小主人，就是曾在吉祥齋學藝的董作賓。
２０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重要而且取得成效的一項是興建新式學堂。１９１０年，南陽興辦元宗小學堂，董作賓隨即進入該校高級部學習，這年他十六歲。在四書五經故紙堆裏遨遊了十多年的董作賓，對科學知識產生了無比濃厚的興趣，他如饑似渴、孜孜不倦地汲取新的營養，為他掌握的“國粹”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