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式（12‐12）、（12‐13）加以對比可知，相較於全國的情況，浙江省的教育水平指標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要顯著得多。由於我們在回歸過程中剔除了時間趨勢因素的影響，因此這種強相關性應當不是源於自變量與因變量具有相同或相反的趨勢。對此，我們認為，這可能反映了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即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越大。對此關係的一個合理解釋是，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那麼這意味著經濟中的資本積累越少，技術與管理知識水平越低，因此經濟發展對知識的要求就越低，而高的教育水平由於並不適合經濟發展的需求而對經濟的影響就會較小。另外，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還表現在，在相似的教育知識水平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和國家，其可以為教學提供更多的實踐經驗，從而使所培養的對象更適合市場的需求。從這一點來說，以市場化程度很高的民營經濟為主體的浙江經濟模式是使得浙江省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於全國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市場化的經濟運作機製不僅會迫使學校在教育對象的培養上更注重市場的需求，而且可以為教學提供更多的實踐機會。總之，上述的分析有著這樣的基本含義：僅憑高的教育水平並不會自動地促使經濟快速增長，但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式（12‐13）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盡管無論是lnPSTit還是lnUSTit，其對產出的影響均是顯著的，但二者的影響方向是相反的：中學生數量變化對產出的影響是正的，而大學生數量變化對產出的影響是負的。這一結果可能證實了我們關於教育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不適應經濟增長需求的猜測。
這因為，以比較優勢為發展原則的民營經濟在樣本期內使浙江省的產業結構一直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這種產業類型所需要的主要是大量的不需要太高知識水平的勞動力與技工人才，而這些勞動力隻需要經過中學的教育培訓即可。相比較而言，在樣本期的產業結構條件下，由於知識密集型產業占的比重很小，因此大學教育的發展反而不利於經濟增長。對於這種解釋，我們也可從目前浙江省的勞動力市場特征得到印證。實際上，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目前浙江省勞動力市場的情況是大學生就業難，而與此同時，包括紡織、建築和大部分服務業所需要的勞動力卻不足。根據我們對浙江省諸暨市的一個紡織專業鎮-三都鎮的調查，在三四年前，每月實際工資水平為400~600元的紡織工人很容易找到，但現在即使工資水平提高到700~900元，對於一些非城鎮中心的企業來說，仍是很難招到工人。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教育發展對產出和TFP的綜合效應。前麵說過，相對於基礎分解，教育對產出的貢獻應看作是TFP的一部分。下麵我們就來看一下教育發展對產出的綜合貢獻及其在TFP中所占份額是多大。除了少數年份外，教育對產出的貢獻及教育誘導的產出增長率與TFP之比總體還是相對平穩的。
根據計算，一方麵，教育占TFP的比重平均約為42.92%，而如果去掉數值異常的1982年，則平均值變為84.64%。另一方麵，教育對產出的貢獻率約為-1.26%，如果去掉1980年、1999年、2000年三個異常年份，則這一數值將增至2.28%。可見，教育對TFP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但其對產出的貢獻率卻相對要小得多。當然，應當注意的是，由於構成TFP的因素很多，而這些因素的變化可能是反向的，因此教育與TFP之比這一指標可能誇大了教育在TFP中的作用。但即使如此，如果從正反方向抵消是造成TFP值很小的原因的角度來看，教育的作用也是比較大的。關於教育對產出的影響較小的原因，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如回歸結果所表明的，中學教育發展對產出有正向效應，而大學教育發展對產出是負的效應，二者相互抵消的結果是教育對產出的影響不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