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技術進步,顯然,由於改革開放初期技術進步的主要實現形式是引進外部先進技術,而當時浙江省與全國麵臨著基本相似的技術引進環境,因此技術進步不能用於解釋二者全要素生產率對產出貢獻的差異。
再來看技術效率。技術效率的進步主要是通過提高管理水平和重新合理配置資源來實現的。根據鄭京海和胡鞍鋼(2005)的總結,國有企業、金融係統和政府效率是阻礙轉軌時期技術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對浙江省來說,由於民營經濟在較早階段就已在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因此國有企業效率不高的問題對浙江省的總量經濟影響不大。與此同時,浙江民間金融一直相當發達,而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金融係統對技術效率的製約作用。可見,在我們的這個分析框架內,20世紀90年代以前浙江省的全要素生產率絕對水平及對產出的貢獻度均較高的原因主要應歸功於發達的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體係。
關於90年代後期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迅速下降及與全國趨同的原因,我們同樣可以從上麵的分析框架中獲得一種見解。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加速以及全國開始對發展民營企業的重視,浙江省在這方麵的優勢已不再明顯;與此同時,國家對金融係統的改革也使得浙江的民間金融優勢不斷縮小,這兩個原因可看作是對浙江與全國全要素生產率趨同的一種解釋。關於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絕對水平迅速下降這一現象,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技術進步速度變慢的結果。實際上,在改革初期,由於可以大量地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因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但在經過10多年的技術引進後,國內外技術水平差距迅速縮小,因此此時要維持較高的技術進步率,主要應靠加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而這正是浙江省在90年代後期所缺乏的。也就是說,浙江省在90年代中期後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主要是由於在外部技術引進速度下降的同時,其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
第五節TFP的進一步分解:人力資本角度的實證
在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的新增長模型當中,由於人力資本的引入,資本積累對產出的影響有了很大的提高。可見,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人力資本是影響產出的重要因素。顯然,在我們的模型當中,由於隻考慮實物資本的積累且勞動力投入被看作是同質的,因此人力資本對產出的影響實際上是被包含在TFP當中的。不過,人力資本對產出的影響並不是單向的,它的作用發揮要受到經濟結構和經濟製度等因素的製約。
例如,雖然一個國家和地區可以投入大量的資本用於教育和培訓,但如果所教授的技能與所培訓出的人才不能適應經濟需求,那麼人力資本的效用就會打很大的折扣。這一點對轉軌時期的浙江省尤其值得引起注意。這是因為,由於轉軌時期浙江省的一個比較優勢是存在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且以民營經濟為主的發展模式所遵循的正是比較優勢發展原則。因而我們似乎有理由擔心,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否與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特征不一致,從而出現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不高的問題呢?為此,下麵我們嚐試利用經驗結果並通過與全國情況的比較來得到關於這一問題的一些啟示。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說明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我們用哪一種受教育水平來作為Hit的度量,都會存在測量誤差的問題(例如企業自身的一些不定期的培訓我們就無法觀測到)。對此,我們希望所觀測到的教育指標是與實際教育培訓水平成正比的,這樣觀測誤差所帶來的隻是常數項的改變。我們將選擇每萬人在校中學生人數PSTit(下標i的含義同上)和每萬人在校大學生人數USTit兩個變量作為受教育水平的度量,樣本區間是1979-2003年。不過,采用上述指標的一個問題是,對浙江省來說,USTit指標反映的可能不是浙江省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因為這一指標也包含了一部分外省生源。不過,考慮到浙江省同樣也有一部分生源在外省就讀,因此由此產生的測量誤差不會很大。
二、實證結果及其含義
由於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水平之間的關係是互動的,因此這一結果可能是由於教育水平非嚴格外生性所導致的估計偏誤。不過,我們對式(12‐12)、(12‐13)的殘差項與lnPSTit及lnUSTit的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它們的相關係數非常小。例如,對式(12‐13)而言,相關係數分別隻有9.62E(-13)和8.54E(-14)。可見,由自變量非外生性而使得估計結果出現偏誤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基於此,下麵我們將以經驗結果為依據進行經濟分析。分析將從以下三個角度展開:一是將浙江省實證結果與全國進行比較;二是分析浙江省教育發展內部結構對產出的影響;三是分析浙江省教育發展對產出和TFP的綜合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