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引言
許多經濟學家均認為，與其他省份相比，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經濟增長呈現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首先，從經濟製度上來看，浙江較早地對經濟的產權形式問題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政策，因而民營經濟很早就在浙江經濟中占據了主導地位。其次，從要素投入來看，不同於江蘇與廣東等其他發達省份，浙江省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內源的。這就是說，在增長的過程中，浙江省的資本來源絕大部分不是外部注入的，而主要是依賴自身的內部積累，且這種積累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民間融資完成的。顯然，就經濟增長的意義而言，這種路徑的特殊性有著多重含義，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由於不同增長路徑背後的經濟主體的行為存在著差異性，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浙江省的這種增長路徑的特殊性也將導致其增長決定因素具有區別於其他省份之處，其外在表現就是各種增長決定因素對產出的貢獻率具有自己的特征。具體來說，由於在產權形式不明晰與企業的外部融資弱約束機製下，大量的資本積累被認為是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因（李京文等，1993；沈利生和朱運法，1999），因此，我們期望對產權相對明晰和存在大量民間融資行為的浙江省來說，反映廣義技術進步水平的全要素生產率（TFP）能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占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同時，由於教育被認為是人力資本積累和促進技術進步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因此我們也希望能通過對TFP的分解來對浙江省的情況進行實證。不過，為達到這些目的，作為研究的基礎，我們有必要先來搞清關於TFP的研究脈絡。
第二節TFP的核算及其剖分：增長理論視角的分析
盡管各種經濟增長模型形式各異，但在邏輯上它們基本都內在地統一於對TFP（索洛餘值）的決定因素的解釋。從增長理論的視角來看，對TFP的分解可以分為新古典增長模型和新增長模型兩個層次。
一、新古典增長模型
新古典增長模型的基本特征在於假定技術是外生的且生產函數滿足稻田條件。
TFP值是廣義的，其經濟含義是，用索洛餘值表示的全要素生產率等於經濟的增長率減去資本的產出彈性與資本的增長率之積以及勞動的產出彈性與勞動的增長率之積的和。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式（12‐2）的推導並不依賴於生產函數中的技術中性形式的具體假定，在哈羅德中性的條件下，同樣可以獲得式（12‐2）的結果。由此可知，式（12‐2）是TFP的一個一般性表達式，它基本不依賴於對生產函數的特殊假定。但是，在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框架下，這些分解僅被局限於如下的範圍內：要素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而且資本產出即為資本的私人所得。不過，許多的研究事實表明（PaulM.Romer，1990；Gene M.Grossman，Helpman和Elhanan，1991；N.Gregory Mankiw，Romer，David和N.Weil David，1992），資本的邊際產出既不具有遞減的趨勢且資本對產出的貢獻也不像理論預期的那樣低，這意味著在增長模型的構建過程中，必須重新考慮資本的範圍與資本積累的一些非市場性特征，這也就是新增長模型所關注的中心問題。
二、新增長模型
新增長模型為我們對TFP進行更深入剖分提供了便利。這是因為，如果資本的範圍被變更，那麼顯然被變更的不同於式（12‐1）中所假定的部分對產出的貢獻就可以被從式（12‐2）中的TFP中分離出來。考慮到後麵的實證，下麵我們隻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對此進行闡述。
在將人力資本引入生產函數後，式（12‐1）變為如下形式：
Yt=AtF（Kt，Lt，Ht）（12‐3）
這裏，Ht為人力資本投入，它取決於儲蓄中用於人力資本培訓的比重。
容易看出，隻要我們堅持將一些由均質的實物資本與非熟練勞動力所內生決定的、構成TFP的一些因素從式（12‐2）中進一步分解出來，增長的核算公式就可以在新增長模型的框架下無限進行下去。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內生化的分解對計量分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如果構成式（12‐2）中的TFP的一些因素真的是由資本與勞動投入所內生決定的，那麼在計量過程中將其省略掉會使所得結果產生嚴重的偏誤，而且這種偏誤將不會隨著樣本容量的增大而漸近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