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1984、1989年和1990年這三年全要素貢獻率呈負值。尤其是1989年和1990年數值特別低，在-200以下。究其原因，1984年是由於勞動投入增長率反常。從統計數據上看，1984年浙江非國有企業從業人員為483.29萬人，比1983年將近翻了一番。但隨後1984年和接下去幾年數據較為接近，增長也較合理。
所以，可能1984年與1983年相比，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導致數值大大增加。勞動力增長率的突然增高，在工業增加值增長率穩定增長的情況下，通過餘值法得出來的全要素貢獻率必然成負值。1989年和1990年的全要素貢獻率畸低是由於這兩年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驟然下降所導致的。1989-1991年正好是浙江工業三年的治理整頓時期，經濟發展速度大幅下降。
因此，這三年數值的存在並不能很好地反映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所以，我們把這三年的變異點去掉，用剩下的11年資本增長的貢獻度、勞動力增長的貢獻度和全要素增長的貢獻度的時間序列數據做成以下線形圖，可清晰地看出這些年各要素增長貢獻度的走勢。
可見，勞動力增長的貢獻率較低，一直在20%以下，1995年甚至是負貢獻率。主要是由勞動的負增長所引起的。1995年，勞動投入的增長率為-3.08%，同1994年相比，工業製造業內部從業人員大大減少，從711.99萬人降到了686.76萬人。
除1996年稍有回升外，1997年、1998年、1999年連續三年，製造業從業人員直線下降。主要原因是90年代中後期，浙江著眼於提高工業競爭力和實現產業升級，把增量調整與存量調整結合起來，重在發展優勢產業和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壓縮落後過剩的生產能力。一方麵使得紡織、食品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比重顯著下降，另一方麵促使傳統產業向深加工發展，資金增密現象普遍，從而導致90年代中後期從業人員直線下降。
雖然，資本的產出彈性要低於勞動的產出彈性，但資本增長的貢獻率要高於勞動力增長的貢獻率。除1992年貢獻率為16.77%外，其他年份的貢獻率基本上都在20%以上。表現在圖中，是兩頭高，中間低。從走勢看，1995年以前，同勞動力增長的貢獻率基本保持一致，但1995年以後，資本增長的貢獻率和勞動力增長的貢獻率走勢截然相反，主要原因是資金投入加快，增密普遍，部分出現了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1995年，非國有經濟人均資本為1.17萬元，1997年人均資本已增加到了1.80萬元，兩年時間增加了6000多元。
由於技術進步增長貢獻率是通過餘值法得到的，所以，當1990-1994年資本和勞動力增長貢獻率走低時，正好是全要素增長貢獻率走高之時。
這幾年貢獻率幾乎都在50%以上。餘值中包括的是不能直接觀察的所有因素所帶來的增長，索洛曾把餘值稱為“我們無知的度量”。一般包括物化於累積資本的技術進步、研究開發（R&；D）部門對工業生產技術的推動，由經濟體製轉變帶來的製度進步，如民營企業發展所造成的人力資本的釋放（如企業家精神的培育、經商才能得以發揮等）等。這五年中，最突出的是製度結構方麵的因素。1992年後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短短數年間，個體私營工業總產值以不可思議的增長速度連超國有和集體工業，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業所有製結構。在90年代前，浙江個體私營工業與全國發展的起點大體相當，1985年的浙江省個體私營工業隻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1.7%，還低於全國1.9%的平均水平；但到1998年，個體私營工業總產值高達5110.8億元，占全國總量的15.1%，其比重比全國高出16.7個百分點。1998年與1990年相比，個體私營工業總產值淨增5017億元，對全省工業增長的貢獻份額高達50.7%。
第三節對最近幾年浙江民營經濟發展的補充說明
由於統計數據的限製，我們上述所作的回歸分析所用的樣本年份為1983-1997年，共15個年份。但顯然，繼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帶來第一次飛躍後，90年代中後期至今，浙江的民營經濟又獲得了新一輪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