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五大的召開及隨後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確立了民營經濟的政治合法性，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更加寬鬆的政治、政策和社會輿論環境。企業的規模不斷變大，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這也反映在浙江統計年鑒中指標的變化。1997年以後，出現在統計年鑒中的不再有獨立核算企業指標，代替的是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指標的變化，反映了兩個內容：一方麵，非獨立核算的企業越來越多；另一方麵，規模以上的非國有企業數目越來越多。1998年，規模以上的非國有企業為11722個，到2003年增加到了25030個，整整增加了2倍多。
從最近五年來看，非國有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資本總額及職工年均人數都逐年上升。每資本產出及人均資本也都逐年上升。另外，再來看看這些年技術進步增長率的變動情況。
第四節結論與啟示
由以上對浙江民營經濟增長要素實證分析所得到的結果來看，我們可概括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從增長貢獻率來看，製度改進與技術進步是推動浙江民營經濟高速增長的首要因素，資本積累的作用其次，而勞動投入貢獻最少。從浙江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1984-1997年這段時期來看，去掉幾個變異點，廣義技術進步的平均增長貢獻率在50%以上，資本積累貢獻率在40%以上，而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不足10%。這一結果與我國要素稟賦的先天條件，以及人們對民營經濟增長的直觀印象較吻合。在轉軌過程中，民營經濟發展之初，憑借其在市場競爭中體現的明晰的產權製度、靈活的經營方式、有效的激勵機製等優勢，獲得了快速的增長。再由於我國剩餘勞動力的數量極大，導致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的貢獻往往不表現在投入數量的簡單擴大上，而是勞動力結構調整以及表現為技術進步的勞動力素質提高上，因而計量結果中勞動投入增加的貢獻率顯示不高。從民營經濟演進趨勢看，技術進步的貢獻率有所減弱，資本積累貢獻率正在不斷增強，而勞動投入的貢獻率基本維持不變，這在圖11‐2的走勢線中得到了清晰的顯示。
第二，近期浙江民營經濟呈資本驅動的粗放型增長趨勢。對於經濟增長方式，西方學者傾向於用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來研究。一般認為，當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小於50%時，經濟增長主要靠增加要素投入的數量取得，經濟增長方式以粗放型增長為主；反之，當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大於50%，經濟增長方式以集約型增長為主。可見，1990-1994年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超過了50%，由此可判定這五年浙江非國有經濟的增長是以集約式增長為主的。然而接下去幾年，浙江民營經濟一直以粗放型增長為主，且主要以高強度的資金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加。從近幾年的數據看，1998年以來，資本勞動比逐年上升，民營經濟仍主要依賴資本驅動（規模龐大的基建投資和持續增長的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增量增長為主，資本密度值很高。這一部分是由於浙江產業結構提升，民營經濟轉向資本勞動比例更高的重化工業領域所致，但也不排除民營企業因獲取超額利潤的內在衝動而盲目擴張、過度投資，從而扭曲了經濟增長中各要素的合理配置，這在當前宏觀調控形勢下尤其要引起重視。
第三，浙江民營經濟原有的製度優勢正逐漸淡化，未來增長必須尋求新的體製優勢。從以上計量結果來看，體現製度創新、技術進步作用的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度在1992年達到了最高峰，但接下來開始逐年下降，顯示了推動浙江民營經濟增長的體製優勢正逐漸淡化，推動民營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後勁缺乏。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走內生漸進式製度創新的變革道路，各級政府在製度變遷中采取了一些默許乃至支持的做法，如較少對群眾自主的創業行為設定各種禁區，較少明令禁止，較少大麵積打壓。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的這些支持，形成了中央和基層群眾之間的一個緩衝，有利於推進製度變遷，形成浙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的體製優勢。但如今隨著全國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完善，市場大環境在不斷改善，浙江原有的製度創新優勢已經消失。在新一輪發展中，浙江要想擁有新的製度優勢，必須通過要素配置方式的變革並努力爭取技術優勢，才能使浙江民營經濟在新一輪發展中再次獲得技術與製度上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