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2章 要素市場扭曲與勞動就業(2)(1 / 2)

增量改革產生了富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部門。這類經濟部門可以認為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經濟主體,它們按照市場機製進行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新產生的非國有經濟部門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這類新興的市場化程度高的部門和企業成為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的主要渠道。

但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從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變,這部分非國有企業麵臨著生產成本上升、利潤空間縮小的局麵。並且,從改革初期到90年代以前,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實行,農村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使得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基本上屬於劉易斯模型中的無限供給狀態。在勞動力供給處於無限供給水平時,勞動力的價格完全由企業決定,即企業根據行業工資狀況來決定工人的工資,工人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勞動條件和工人的待遇也往往很差。然而,勞動力無限供給隻是理論模型中的假定,而且它也並不會總是處於無限供給狀態,其供給彈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如果增加勞動力需求,就得相應提高工資。但在企業占強勢地位的條件下,企業並不會自動地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這需要相應的一套外部製度作保障。但由於中國目前正處於漸進式改革過程中,許多規章製度的建設具有明顯的“事後”特征,製度建設的滯後性強化了企業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強勢地位,而工人卻處於弱勢地位,其工資也總是被壓低。所以此時工人工資往往並不能真實反映其自身的生產效率,從而使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能有效匹配。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農村剩餘勞動力外出就業產生了抑製作用。

總之,在製度約束的條件下,自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的許多地區仍沒有真正走出過去趕超型、優先發展重工業化的藩籬,而是偏好於沿用一種“後”重工業化發展模式,具有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化工產業項目的內在衝動。而在資源稟賦約束情況下,扭曲要素價格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便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的理性選擇。扭曲分割的要素市場導致了資本要素對勞動力要素的替代,並最終形成了經濟快速增長和就業吸納能力下降的二元悖論。

二、基本分析模型

通過上述分析可知,在要素市場扭曲的條件下,國有和非國有經濟部門獲取要素資源的能力方麵仍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在部門間所產生的就業效應也各不相同。為了能對不同的就業效應進行分析,根據第一部分的討論我們提出了一些假設條件:(1)農村轉移勞動力基本上沒有掌握相應的專業技術。所以,當他們從農村流出後,主要是進入按照市場機製進行配置資源的非國有經濟部門;由於製度障礙(如戶籍製度)的原因,他們基本上沒有機會進入城市中的國有企業部門。(2)在經曆了30年的發展後,中國農村勞動力已不是古典模型中的無限供給狀態,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就不能完全自行決定工人的工資待遇。為研究便利起見,我們把所有企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國有企業。該部門的下崗分流人員主要由非國有經濟部門吸納;由於軟約束的存在,其要素使用價格受市場影響較小;從生產領域來看,該部門可以認為基本上退出了競爭性領域,主要集中於資本密集型的壟斷產業之中。另一類是非國有部門。這類部門的要素使用價格主要由市場形成;其生產則主要集中在競爭性領域。

1.勞動力市場扭曲的就業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經濟部門中勞動力市場的變化情況。

假設國有經濟部門最初的工資水平為W1,就業總量為L1。在經過80年代後期特別是90年代中後期的一係列產權、用工製度等改革,國有企業中的勞動力冗員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考慮到社會穩定等政治因素,國有企業並不能解雇更多的勞動力,從而使得國有企業中勞動力的工資水平總體上仍高於勞動力的邊際生產能力。同時由於製度障礙(如戶籍製度)的原因,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價格相對較低的勞動力卻基本上沒有機會進入城市國有企業部門。所以,計劃經濟時代導致的企業中的隱性失業和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使得改革開放後國有企業不再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場所,而且從就業的絕對數量來看也出現了下降趨勢。這部分變化可以用勞動力供給曲線從S1移動到S2來表示,這種變動使得就業數量減少了,即從OL1減少到OL2。

對於非國有經濟來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土地改革釋放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再加上城市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使得勞動力供給幾乎接近於無限供給狀態。經過30年的發展,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出現了逐漸下降的趨勢。企業如果要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就要相應地提高勞動力報酬。在市場機製自由發揮作用時,這一過程可以自動完成。但在現實中,由於製度約束企業傾向於以不變的勞動力價格進行生產。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大於勞動力的供給,從而使得勞動力就業量低於均衡水平。可知,均衡的就業水平為L1,但實際的就業數量為L3,就業缺口為L3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