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9.4%，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3624億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876億元。按照經濟學有關理論，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應該保持一種一致性正相關關係，即經濟增長在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會擴大就業機會。但中國在這一時期內經濟增長與就業之間卻表現出了一種非一致關係，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同時並沒有帶來就業的顯著改善，這在90年代以後表現得尤為明顯。描述了改革開放後中國GDP就業彈性變化趨勢。從就業彈性來看，自1978年以來基本上呈現下降趨勢，1979-1990年GDP就業彈性平均為0.2786，較1991-2004年高出近20個百分點。GDP就業彈性的這種走勢似乎表明，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卻不斷下降，進入90年代後的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擠出就業為代價的。
中國是一個勞動人口十分豐富的國家，這為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人口紅利”，但在現實中，如何變資源優勢為經濟優勢，卻一直是擺在我國各級政府麵前的一大現實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2006年，我國16歲以上人口增長達到高峰，勞動力資源增量有1700多萬人，全年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總量約2500萬人。而同期從需求情況看，如果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保持近年水平，2006年可增加就業崗位800萬個左右，加上自然減員提供的就業崗位，全年城鎮可新增就業人員約1100萬人。勞動力供大於求將達到1400萬人，比2005年增加100萬人。
但與勞動力過剩形成對比的是，在我國許多地區特別是沿海城市卻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問題。根據一些調查結果，珠江三角洲地區是缺工最為嚴重的地區，僅在2005年勞動力就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約為10%。
其中，深圳的缺口約為40萬人；東莞地區通過對1.5萬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企業進行的調查表明，17%的企業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萬人（蔡昉等，2005）。
對於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中國，一方麵存在著勞動力供給的嚴重過剩，而另一方麵卻出現了勞動力的明顯短缺，這個看上去互相矛盾的現象引人深思。那麼，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同時為什麼會出現勞動力就業的下降？製約我國勞動力就業的因素到底是什麼？如何才能有效地破解我國勞動力就業問題？本章試圖從要素市場扭曲的角度予以分析。本章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一節是文獻綜述；第二節是對要素市場扭曲的就業效應內在機理的分析；第三節通過引入計量分析模型，運用中國1995-2004年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麵板數據實證分析要素市場扭曲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第四節基於2001-2003年工業行業數據，通過估計不同所有製經濟中的要素替代彈性，進一步為理論分析部分提供經驗支持；第五節是結論與啟示。
第一節文獻綜述
對於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勞動力就業問題，早在亞當·斯密時代就曾給予論述。在《國富論》中，斯密認為，國民財富增長的源泉有兩個，一個來自於分工，另一個就是生產性勞動人數的增加。反過來，國民財富的增加，會使得社會需求總量增加和需求消費品種增加，這將導致生產性勞動力人數的進一步增加，也就是會促使就業和分工深化，而分工的深化拓展了勞動者的就業領域，從而有助於全社會就業率的提高。西方市場經濟國家20世紀以前的經濟發展曆程也證明了這一點。也正是這個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就業問題並沒有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研究的對象。
20世紀30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大蕭條，導致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和就業遭受重創，這使得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經濟增長與勞動就業的關係，如凱恩斯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就對如何解決失業問題進行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