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逐步攀高的工資成本也減少了就業的增長，資本的過度投資和過度積累還導致了快速的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也是影響中國GDP就業彈性下降的重要因素（袁誌剛，2002；姚戰琪、夏傑長，2005）；政府無法在農民工工資契約實施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從而也導致了農民工在工資談判中處於劣勢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對農民工的異地轉移產生阻礙作用（楊瑞龍，2004）。
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雖然上述研究都認為在要素市場不完全或政府幹預條件下，扭曲的要素價格是導致就業弱效應的關鍵，並且上述研究也都得出了許多富有創建性的結論，但總的來看尚存在著以下不足：一是缺乏對要素市場扭曲對就業影響的內在機理的係統分析；二是在要素市場扭曲和就業效應的實證分析方麵還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本章的研究試圖在以下方麵作出改進：一是對要素市場扭曲與就業關係的內在機理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二是運用計量分析模型和較新的統計資料，對資本和勞動力市場扭曲對就業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為上述理論分析提供經驗支持。
第二節要素市場扭曲與勞動就業：內在機理
本節首先對轉型時期導致中國要素市場扭曲的經濟體製特征進行描述，然後通過構建兩個分析模型對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市場扭曲與就業之間的內在機理進行分析。
一、經濟體製特征
1978年後，中國實行了市場化改革。改革過程基本上是按照以下兩個改革戰略向前推進的：一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製部門中逐步引入市場機製，使其逐漸轉化為市場引導型的經濟部門，這一戰略的主要表現是在轉變國有企業運行機製方麵作出的種種努力和嚐試。二是在傳統計劃體製之外發展新型的市場主導部門，改變過去的部門和企業的單一所有製結構，以創造更加充分的競爭環境（李實，1997）。我們又可以把前一種改革稱為存量改革，把後一種改革稱為增量改革。存量改革的主要目標對象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經過市場化改革，與計劃經濟體製時代相比，國有企業的一大特征是從過去許多競爭性領域逐步退出，主要集中在資本密集度很高的壟斷行業或自然壟斷行業，如石油化工、鋼鐵及供水、電力、煤氣業等。這些國有經濟部門的預算軟約束問題得到一定的硬化，但由於它們在政治上比非國有企業（比如私營企業、鄉鎮企業等）更有談判能力，同時企業還肩負著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因此，雖然許多國有企業在生產上來說是相對缺乏效率的，但政府部門還是會通過壓低資金價格的方式向其提供資金支持。同時，在用工製度上，出於維持社會穩定的目的，國有企業不能像非國有企業那樣按照市場機製進行勞動力使用配置，國有企業一方麵是資本替代勞動，另一方麵是企業中的冗員現象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