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以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派，通過繼承凱恩斯的宏觀經濟思想，致力於對經濟增長和勞動就業問題進行研究。如針對20世紀50年代傳統的財政預算平衡的政策思想仍占統治地位、經濟增長較慢、失業率較高的現實，托賓和奧肯在60年代提出了“潛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和“充分就業預算”這兩個新概念，試圖使人們注意財政政策的長期目標和長期水平必須與就業增長保持一致。為了進一步論證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之間的關係，從而說明充分就業政策的重要性，奧肯還提出了“奧肯定律”。該定律認為，GDP增長比潛在的GDP增長每高2個百分點，失業率就會下降1個百分點。同時根據索洛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就業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的變動趨勢在理論上存在著一致性，經濟的較快增長會推動就業的相應增加，即經濟增長取決於人口外生增長和技術進步，在長期中沒有失業問題存在的餘地。
對於技術進步，有的學者認為，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由於大規模機器的使用會排擠勞動力，從而使就業率下降。這種觀點不一定成立。首先，從技術進步對就業增長的內在傳導機製來看，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是雙重的。從技術衝擊的短期效應來看，由於技術進步提高了生產率和資本的有機構成，同量產品和資本所需勞動力投入會逐漸下降，從而產生技術進步的就業擠出效應；但從技術進步的長期影響來看，技術進步能大大增加社會產出，提高社會的人均收入水平，並導致社會消費結構的改變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尤其是具有勞動密集型特征的第三產業的發展。因此，技術進步在長期又具有就業增長效應。其次，從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發展曆程來看，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帶來了經濟的空前繁榮，並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就業的增長。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的國際數據實證來看，以高技術和新經濟著稱的美國，90年代的GDP就業彈性明顯高於其他國家；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其經濟增長速度一直較高，而GDP就業彈性大多數年份都在亞洲國家中名列前茅。因此，不管是從理論邏輯還是從經驗實證，技術進步並不一定會使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的一致性產生變異。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經濟的增長、消費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必然要進行調整，與此相適應的是就業結構也隨之變動，這可能會帶來失業率的上升。這是因為，由於原有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含量、知識技能結構的更新能力等“剛性”因素，阻礙了勞動力向新的工作崗位轉移；同時，結構調整會帶來很多現有崗位的消失。但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產業結構調整對就業增長幾乎沒有負麵影響。隻要產業結構的調整遵循資源的市場配置機製，盡管在短期內會使失業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也帶來了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和新興行業的發展，從而導致就業派生需求超過崗位消失總量。
因此，總體看來，產業結構調整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對就業增長的影響短期內不顯著，長期內是正相關的。
與經典理論所描述的相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勞動就業之間並沒有出現一致的同步關係，而是呈現勞動就業增長與經濟增長相背離的趨異現象。勞動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非一致性現象，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者的極大關注，他們試圖從不同的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解釋。其中從要素市場扭曲角度對此問題進行的研究，產生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獻。盛世斌等（1999）的研究認為，國有經濟部門可以以低於市場價格的利率獲得資金，這一方麵使其大量使用資本替代勞動，另一方麵卻使非國有經濟得不到發展所急需的資金。我國要素市場的資本和勞動力價格在不同經濟類型企業之間的扭曲對我國的就業產生了負麵影響。張軍（2003）認為，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資本的大量投入和積累，而資本的大量投入和積累使得企業在技術選擇上顯示了資本替代勞動的偏差，使技術路徑偏離了要素稟賦的自然結構，加快了資本的深化過程，勞動力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受到排擠，從而使得GDP就業彈性出現下降趨勢。國家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導致了過度投資和資本的過度積累，貸款政策的傾斜，使絕大多數貸款為國有部門所獲得，銀行當局不願提高利率，因為利率的上升會威脅負債累累的國有企業（周其仁，1997）。Kuijs和Wang（2005）的研究也認為，中國城市就業的增長之所以如此緩慢，並且在90年代中期以後農業勞動力向其他部門轉移速度出現停滯現象，這與中國的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是直接相關的。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又內生於傳統金融體製、地方官員政績考核體製以及基於產值的地方稅收等製度安排，在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下，扭曲要素價格，以資本替代勞動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是地方政府的集體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