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類觀點認為，是FDI的原因。他們認為，作為外部需求和資本流入，FDI可以以技術轉移、溢出效應和引入競爭的方式，並通過乘數作用，促進資本流入地的經濟快速增長。Lee（1994），Dayal‐Gulati和Husain（2000）的研究表明，FDI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拉大了不同區域間的經濟差距。魏後凱（2002）利用1985-1999年截麵/序列數據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間，東部發達地區與西部落後地區之間GDP增長率的差異，大約有90%是由外商投資引起的。
另外，地理因素（Demurger等，2002）、地方保護性政策（Young，2000）、經濟結構轉換（石磊等，2006）等也被認為是導致地區經濟差距的因素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
上述觀點雖然都從不同側麵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作出了解釋，但仍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如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觀點就不能解釋，為什麼中西部地區在投資水平（特別是改革開放前）並不低於東部地區的情況下卻沒有縮小其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對於人力資本的觀點來說，人力資本並不高的浙江省在改革開放後的迅速崛起似乎是一個無法解釋的悖論。而對於FDI的作用更是難以有效進行確定，甚至有的研究還得出FDI的地區分布並不對地區經濟差距提供有效解釋（武劍，2002）。而墨西哥和東歐一些國家的發展經曆則說明，用地理因素來解釋經濟發展則從來就缺乏經驗事實的支持（林毅夫等，2003）。
我們認為，中國當前地區間的經濟差距逐漸拉大的狀況主要是由要素市場扭曲造成的。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要素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可以使得要素收益率出現趨同，從而使區際經濟水平的收斂成為可能。自1978年以來，中國推行了漸進式改革，這種形式的改革雖然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和付出了較小的製度轉換成本，但這種改革的一大特征卻是“扭曲又產生扭曲”（Young，2000）。許多研究表明，相對於產品市場，中國要素市場的扭曲至今仍相當嚴重（盛仕斌等，1999；WorldBank，2005）。而且，由於中國經濟體製在空間和時間維度上存在著差異，因此要素市場在地區間也存在著較大的非一致性。國內扭曲的要素市場一方麵阻礙著資本、勞動力要素在地區間的自由流動，導致了較低的資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麵要素市場的扭曲無法消除地區間要素稟賦的差異，從而在根本上製約著地區間人均收入實現收斂。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蔡昉等（2001）、姚枝仲等（2003）分別研究了勞動力市場扭曲對地區差距的影響，但對資本市場扭曲對地區差距的影響並沒有探討。對於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資本仍是一種稀缺資源，它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市場的扭曲同時進行考察，來研究它們對中國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本身就更富有理論和現實意義。鑒於此，我們的研究擬把地區經濟差距放在經濟增長的框架之中，基於增長理論關於條件趨同的分析和經驗檢驗，從實證的角度對中國要素市場扭曲與地區經濟差距的關係進行一些研究嚐試。
第二節要素市場扭曲與地區經濟差距：內在機理在要素市場扭曲的情況下，要素資源不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進行自由流動，資源的配置將處於一種低效率的狀態之中。在不同的國家地區及製度背景條件下，要素市場扭曲的形式也各不相同。對於轉型的中國而言，要素市場的地域分割和行業（所有製）分割是要素市場扭曲的一個典型特征，這種地區和行業分割成為阻礙要素價格實現均等化和地區收入實現收斂的關鍵。因此，我們在下麵的部分中將從要素在地區流動與行業配置兩方麵來探討要素市場扭曲與地區經濟差距的內在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