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Barro和Sala‐I‐Martin（1997）發展的技術擴散模型則認為，知識技術在技術領導者與跟隨者之間可以發生低成本模仿，這就使得經濟係統之間產生一定的收斂性質，其中經濟係統的開放程度是決定收斂速度快慢的關鍵因素。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經濟學家還對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製度因素和政策因素給予了重視。除了巴羅等在增長模型中加入了各種製度性、政策性變量外，也有人專門構造了解釋地區增長差距的政策解釋模型。例如Chari等（1997）從新古典兩部門模型出發，假設投資品部門受到政府過度投資的扭曲，而消費品部門則較少政策幹預，構造了一個模型，其中投資品部門因政府幹預而形成了一個生產率因子（科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技術水平）上麵的折扣，並用Ac/（1+λx）作為投資品部門的生產率因子，以區別於消費品部門的生產率因子Ac。政策扭曲使得投資過程中產生一個額外的生產性耗損（其程度由λx表示），可以應用到任何形式的政策扭曲，如政府投資的低效率、企業爭取資源過程中的尋租、貿易保護等。上述作者使用投資品與消費品比較的相對價格作為這種政府投資導致的扭曲的代理變量指標，分析了125個國家在1960-1985年期間的數據，得出在投資品相對價格與每個工人生產的相對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強烈的負相關關係的結論，相關係數為-0.65。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地區經濟在經過一個收斂過程之後，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出現了趨異的現象。對於中國近年來日益突出的地區經濟差距問題，引發了國內外經濟學者的極大關注，也產生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獻。概括起來，這些觀點主要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觀點認為，地區經濟差距拉大主要來自於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的原因。他們認為，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主要經曆了三個階段的變化。1949-1972年，中國實行平衡式發展模式，發展重點是內陸地區。1973-1978年，由於經濟形勢發展變化，經濟發展重點又轉移到了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政策主要向沿海地區傾斜，該地區著力於優化產業結構，解決基礎設施的瓶頸問題，並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與投資（劉夏明等，2004）；內陸地區則發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產業以支持沿海地區發展（陳淮，2001）。這種非平衡的發展模式使得東部地區的經濟率先起飛，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形成了經濟梯度差異。這種觀點還得到了實證研究的支持。Demurger（2002）的研究表明，政府的優惠政策對人均GDP增長產生了正向的刺激作用；而Zhang（2001）的研究則表明，東部地區得益於非平衡發展模式帶來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又成為吸引FDI並促進該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關鍵因素。雖然都把經濟發展戰略看作是導致地區差距的重要變量，但林毅夫等（2003）則認為，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主要是由各個省市推行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的。具體來說，中國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差距主要是因為，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戰略較之東部地區而言，更加接近於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因此，中西部地區推行的錯誤的工業發展模式，是導致觀察到的自1978年以來逐漸拉大的地區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二類觀點認為，是人力資本因素導致了地區差距的拉大。他們認為，人力資本是促使經濟係統產生持續增長的關鍵因素。由於曆史原因，我國的人力資本在空間上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如蔡昉等（2000）的研究認為，由於人力資本上的差異是導致中國地區間出現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中西部地區要實現經濟追趕，加大對教育等的投資以促進人力資本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