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入-產出率
全要素生產率（TFP）可以被看成是所有投入要素的平均產出。假設代表所有投入的指數為X，那麼TFP可以表示成：
TFP=Y/X（1‐1）
其中，Y表示產出。
二、生產函數與技術進步
假設投入、時間與產出之間存在穩定的關係：
Y=F（X，t）（1‐3）
三、Divisia指數和技術進步
四、TFP的理解
五、以TFP作為生產率指標的爭論
首先，TFP是希克斯中性的，它不包括那些表現在要素效率增長上的“體現型技術進步”（embodied technical progress）。換言之，反映在TFP中的技術進步對要素的相對效率沒有影響。其次，TFP的本質是增長回歸的殘值，它來自於定義恒等式，因此其估計數值的大小對GDP核算、要素投入的指標選取和度量以及總量生產函數的設定相當敏感。比如在對20世紀60年代以來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高速經濟增長事實的解釋上，自從Young（1992，1994，1995），以及Kim和Lau（1994）的開創性研究以來，在增長核算的實質性框架內，不同的學者依據不同的回歸模型的設定以及收入和要素投入的度量，得到了差異懸殊的TFP估計值，以至於“對數據的重新挖掘幾乎能夠得到任何結果”（Felipe，1999，p.20）。第三，當投入要素之間存在顯著互補性（比如計算機與程序員之間的互補）時，對要素貢獻進行單獨分解就顯得不再合理。而現有的TFP核算大都依賴於具有單位替代彈性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的假設。在這一假設下，等產量曲線是光滑的，要素之間可以隨相對價格變化而靈活地替代。
在由於地理和製度因素造成市場分割的情況下，顯然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麵臨著迥異的技術選擇機會和經濟環境，因此有理由認為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在時空分布上是不均勻的。增長核算中的要素貢獻分解顯然抹殺了這種可能性，由此得到的TFP也就因為沒有合理的解釋而失去了意義。由此可見，零TFP絕不意味著零技術進步，無論在數值上還是方向上TFP都不是完整的技術進步概念。
當應用TFP來研究中國地區技術進步差異時，問題變得尤為嚴重。除了理論上的內在缺陷外，其特殊性主要表現在：（1）中國地區發展極不平衡，地方保護政策等因素導致國內市場分割嚴重（白重恩等，2004；Poncet，2005），地區間市場化進程也存在明顯差距（樊綱、王小魯，2004）。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地區麵臨的經濟環境和技術進步機會很不相同，這會導致地區間在要素配置效率和技術進步偏向上的差異性，從而對我國長期經濟增長和區域收斂產生重要影響。如果簡單地套用C‐D函數來進行增長分解，就完全掩蓋了這兩方麵的地區異質性，相關的政策結論也就失去了可靠的現實依據。（2）自從Mankiw等（1992）把標準的索洛模型拓展到包含人力資本要素的形式以後，大量的後繼者開始沿著這個方向進行實證研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解釋了相當一部分標準索洛模型下的TFP。當前的研究主要用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來作為人力資本的代理變量，但是這一指標由於未能反映教育質量差異和非正規教育的作用等原因而備受詬病。此外，即使拋開人力資本測度指標的偏差，我國勞均教育數據的稀缺也嚴重製約了研究結果的精確性，由此得到的TFP更加不可靠。
（3）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技術進步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資和技術的大量引進驅動的，而國內購買的一般都是對方國家成熟化了的技術和設備，相應的進口價格中已經包含了技術進步對生產率改進的貢獻。但這部分價格又是體現在資本積累成本中的，這樣用“永續盤存法”估算得到的資本存量事實上已經包含了這部分技術進步，若依賴於TFP，技術進步就有可能被低估。
盡管如此，在研究我國地區生產率差距的現有文獻中仍有相當一部分采用TFP作為生產率指標。比如，Chen（1996）在C‐D生產函數的基礎上把技術進步因子分解為五個區域因素，並進而研究了這些不同因素對我國區域機械和糧食產業TFP的影響；Fleisher和Chen（1997）在同樣的C‐D生產函數框架內分析了地區總量經濟TFP差距背後的原因，得出了同Chen（1996）相似的結論，即教育和FDI對地區生產率有正的貢獻；葉裕民（2002）和文紅星（2005）也基於標準的索洛模型粗略地測算了不同省區的TFP差異，盡管其統計方法和政策推論還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