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盡管已經走過了漫長的發展道路，當前民營企業的發展依然麵臨著較為嚴峻的製度困境。從民營企業的發展曆程來看，所謂的發展瓶頸及其嚴重程度實際上內生於民營企業階梯式的發展模式，呈現出動態的特點。比如從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之一——浙江省的經驗來看，由於非正規金融體係的發展，最初製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外部融資約束已經弱化，但是與此同時，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延續所帶來的公司治理結構弊端則開始越來越束縛民營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壯大。事實上國內外的不少研究報告都已經注意到了當前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所麵臨的從產權保護、法律實施到外部環境的種種製度性困境（IFC，2000；ADB，2003a；張厚義等，2005；金祥榮，2006）。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對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了不可忽視的障礙。
這種障礙會直接影響到民營企業的生產效率。給定投入水平、製度性障礙等各種非效率因素會使產出水平受到製約。民營企業的生產率表現不僅能夠折射出這種困境對生產效率造成的影響，也可以在更一般的意義上被用來研究民營企業在地區和行業生產效率方麵的差異狀況，同時也能借以討論要素的配置效率問題。不少研究文獻應用生產率分析框架來探討轉型背景下的相關問題（包括企業改製效果和宏觀經濟增長效率），但是專門研究民營企業生產率的文獻卻幾乎是空白。這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缺少相關的微觀數據支持。在利用第三次工業普查微觀數據對不同所有製的生產率進行比較時，姚洋（1998），劉小玄（2000），以及姚洋和章奇（2001）曾發現民營企業的生產效率最高。謝千裏等（Jefferson等，2000；謝千裏等，2001）運用不同的微觀麵板數據，也發現包括私營企業在內的非股份製國內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這幾個研究文獻提供了比較不同所有製企業生產效率的基準的經驗視角。許斌（2006）使用國際金融公司數百家企業的調查數據發現，出口有助於促進民營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Dougherty等（2007）利用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企業數據，從生產率的角度刻畫了民營部門作為一個整體的崛起，發現其變化趨勢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由於民營部門本身在地域、行業等方麵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異質性，對它的效率評價一概而論顯然會掩蓋不少信息，所以很有必要係統地考察其內部的生產率表現特征，揭示出有價值的規律。
第一節研究方法
在經濟學中評價企業生產活動績效的一個最重要和應用最廣泛的工具是生產率指標。在簡潔的框架下，標準的生產率研究通過利用核心經濟變量（主要是基本投入產出變量），運用指數或經濟計量手段，能夠回答諸如企業生產率水平、潛在生產能力、產出增長的貢獻因素、要素配置效率等一係列重要問題。在這些純經濟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一連串更深層次的體製問題。尤其對於處於轉型環境中的中國民營企業而言，生產率課題研究顯然具有十分豐富的理論和政策內涵，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盡管生產率分析提供了從一個切麵理性地審視和思考當前民營企業發展過程中所麵臨的現實問題的強有力工具，但是受製於數據特別是具有一定覆蓋麵和代表性的微觀數據的缺乏，導致國內對民營企業生產率問題的專題研究至今差不多仍然是空白。
基於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實證研究通常采取兩種計量方法對這些問題作出定量的回答：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和基於總量生產函數的估計。在規模報酬不變、完全競爭的產品和要素市場以及外生的希克斯中性技術進步假定下，這兩種不同形式的估計手段並沒有本質差別；不管采取哪種方法，都可以把經濟增長的源泉按一定的估計權重分解為要素投入（通常包括資本和勞動）增長和技術進步的加權和。這裏的技術進步實際上是增長回歸方程中扣除要素投入貢獻後的殘值，在以上特定假設下又被稱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但是TFP不等同於真實的“技術進步”。由Solow（1956，1957）開創的新古典生產理論分析經由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努力，已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係。其基本分析框架可以簡潔地歸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