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完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市場，促進要素的跨地區和跨部門流動，是加快落後地區經濟增長從而不斷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政策選擇。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在取得發展奇跡的同時，就業卻出現了停滯的現象。對於中國經濟發展與就業之間出現的這種非一致性，第十章“要素市場扭曲與勞動就業”，通過使用1995-2004年中國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麵板數據，文章的研究表明，中國要素市場扭曲是抑製勞動力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研究還發現，在考察期內國有經濟部門的資本深化不僅在絕對水平上，而且在變化速度上都明顯高於非國有經濟部門；同時，通過對國有與非國有兩部門資本勞動替代彈性進行測度，研究發現非國有經濟部門的替代彈性要高於國有經濟部門，這說明在非國有經濟部門中勞動要素更易於對資本要素進行替代。本章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符合比較優勢原則的，而偏向於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過分地用資本替代勞動雖然會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但並不能有效解決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就業問題。
因此，放鬆對勞動力市場和資本等要素市場的管製，加快由市場形成要素價格的步伐，促進要素在地區間和行業間優化配置，將會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就業效應的提高發揮重要作用。
本書的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從區域角度，以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浙江省為對象，對民營企業的生產效率進行了研究。
第十一章“浙江民營經濟增長要素的實證分析”，以新古典增長模型為分析框架，運用1983-199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浙江省民營經濟的增長要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考察期內，從增長貢獻率來看，製度改進與技術進步是推動浙江民營經濟高速增長的首要因素，資本積累的作用其次，而勞動投入貢獻最少。研究還認為，近期浙江民營經濟是以粗放型增長為主，且主要以高強度的資金投入來推動經濟的增長；並且，浙江民營經濟原有的製度優勢正在逐漸淡化，未來增長必須尋求新的體製優勢。
第十二章“不同增長路徑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性及其含義”，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是對第十一章的一個注解。文章通過對浙江省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及其內部結構特征進行分析，並對其與全國的情況進行了比較。結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浙江省的全要素生產率水平高於全國且絕對水平也較高，但90年代中期以後，浙江省的全要素生產率有較大下降且基本與全國趨同。對於這一變化，文章認為主要可從製度變遷和外部技術的引入角度加以解釋。這一結論的一個重要政策含義是，在浙江未來的經濟增長過程中，應當特別重視加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隻有這樣，才有可能較快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絕對水平。對浙江全要素生產率的進一步分解結果表明，浙江省的教育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產出的影響要大於全國平均情況，但不同的教育層次的影響效果有著很大的差異。從實現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角度出發，在下一階段的發展過程中，浙江省必須充分認識在質和量兩方麵進一步發展高等教育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