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為或無為的選擇不是一勞永逸的。隨著條件的變化，自然也會帶來行為選擇的調整。一般而言，影響有為無為選擇的因素有領導對象、領導者自身，領導過程和階段、領導外界環境等等，這些條件是流動的，而不是靜止的。領導者應該因時因人因地調正自己的行為。中國曆史上典型的行為調整是秦漢之際。戰國未期秦崛起於西，山東六國實力下降，經長期戰亂人民渴望統一，這時秦王發動統一之戰，建立秦王朝。秦統一後，不懂得有為向無為的轉化，橫征暴斂，大興土木，激起民怒，二世而亡；劉邦吸取教訓，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因有“文景之治”。但到了武帝時，國力增強，有條件從無為轉向有為，武帝采取了開疆拓土，強化專製政權的策略。但到了武帝晚年發展到極至，激化社會矛盾，走到差不多亡秦之前的局麵。老年的武帝還很聰明，及時轉變政治，重新實行“以明休息，思富養民”的無為政策，避免了“亡秦之失”。以後各朝代有許多次無為一一有為一一無為的策略轉換，這也成為封建社會得以延續，創造了中華民族偉大文明的原因之一。
君與臣
君與臣是領導活動的基本矛盾。任何領導理論都不能不以君臣關係作為研究思考的中心。先秦諸子也莫能外。
人類社會從血緣氏族開始，領導活動無不打上姻親血緣關係的印記。夏、商、周三個朝代的社會管理就是以血緣紐帶聯結起來的。君臣關係也是血緣父子關係。國是擴大的家，家是縮小的國。
天子既是國家首腦，又是各諸侯的父親。東周以後，天下大亂，禮崩樂壞，“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殘。”君臣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管理的實踐迫使當政者和思想家去思考和設計理想的君臣關係。君臣關係的理想模式，反映了各家各派管理理論的基本思想走向。
儒家墨家的理想模式是君臣和諧統一。他們把社會的混亂和無序視為不正常的狀態，認為這是人心失常、管理不當造成的。如果領導者行“仁愛，愛人”和“兼愛之道”，就可以化解緊張關係，使君臣相親相敬，和諧一致。
孔孟認為領導者必須有一顆愛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從愛心出發，讓百姓過上好日子，“製民之產”，“博施濟眾”，將百姓當人看，尊重他們的人格尊嚴，要“誨人不倦”，經常進行道德教育。荀子主張，還要施之以必要的賞罰，但要以仁和愛為前提和基礎。要在全社會造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上下和諧，相親相敬的局麵。對君而言，因實行德政和仁政而“得道多助”，“天下歸心”；對臣而言，懂“忠恕”，行“孝悌”，為人誠實守信敬業，對有道之君心馳神往。這是相互吸引的境界。
墨家倡導兼愛，領導者取消物我，人我，人與人的任何社會界限和差別，無條件地、一視同仁地去愛，有財分人，有力助人，有道教人，尤其是給每個人以憑本事從政的機會，這就會感動下屬民眾，使之兼愛於領導，這也是互親互愛的境界。
孫子的兵家管理最佳境界，是將帥同兵眾同仇敵愾，萬眾一心，“上下同欲”。前提是將帥“廟算”得法，親愛士卒，賞罰嚴明，文武兼備，配合得當等等。
儒、墨、兵對君臣（兵將）關係的和諧統一認識是有著利害關係考慮的。如果說，孔子墨子的思想還是從原始人道主義原則引發出來的話，那麼，孟軻，苟況，孫武等人則是從君臣對立的危害性的角度立言的。孟子有“民貴君輕”說，民眾的事解決好，君主就可以無憂了。荀子有舟水之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亦覆舟。”孫子則把帶兵打仗視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危險萬分。他們意識到臣和兵是決定君主和將帥身家性命的力量，不可小視，不可不慎，正是從這種憂患意識出發，引導出創造和諧統一君臣關係的策略。他們不是不懂得君臣可能的矛盾和對立，而是認為可以采取相應的策略消解可能發生的對立，達到統一和諧。
中國管理文化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又有自信的樂觀精神，懂得憂患，所以有理由樂觀。這就是“生於憂患”。
法家的君臣對立說。法家認為，君臣和諧統一是暫時不牢固的，對立和矛盾是普遍永久的。君主的價值就在於控製君臣的對立，駕馭局麵，而不在於創造君臣的和諧。在法家看來，人的本性都是自私自利，為自己打算的。從“自為”之心出發，君臣之間必然以“計算之心”以相待。“君垂爵祿以與臣市，臣盡死力以與君市。”
君臣之間是利害關係。君主想以小爵小祿換取臣子死力，臣子想用最小的力換取大的爵祿。兩者的想法是根本相反的。臣子的求利之心永遠無法滿足，企圖以仁德感化，物質滿足的辦法爭取人心永不可能。臣子為求利而成奸，諸如“在床”“在旁”“父兄”“養殃”等手段也都是可以理解的。關鍵在於看破君臣對立的關係，因勢利導，為己所用。法家認為臣子和君主是手段和目的的關係，為了君主自身的利益可以象馭手駕馭拉車的馬一樣，依據臣子求利避害的本性，揮動權力的長鞭，逼迫著馬拉車前進！法家不懼怕君臣的矛盾對立，反而懼怕忘記了君臣的對立。“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法家是立足於君臣的對立性，牢牢掌握駕馭君臣對立的主動權，以強力迫使臣民服從，“不養仁愛之心，但增威嚴之勢。”法家也有恐懼和擔心，但同儒墨不同。儒墨擔心的是君臣發生對立、民水覆舟，法家擔心的是丟失控製君臣對立局麵的駕馭之權。防臣權重坐大、防奸始終是法家關注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