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位領導者在安置各階層人選時都不可能絕對以能和德作為唯一的依據，必須考慮到各種社會利益和力量的平衡關係。將尚賢使能的理想同社會現實的可能性結合起來，保證社會管理的有效運轉，既保證公平，又保證效率，這才是聰明的領導者。
儒家比墨家現實的多。孔子等人講“愛人”，“博施濟眾”，但不追求絕對等齊劃一，不排斥差異和矛盾，“君子和而不同。”這是一條在差異矛盾中尋求統一和共同點，讓社會各階級和階層都可以接受又都有收益的現實策略。
在領導實踐過程中，有兩種“分”，一種是社會組織結構的等級之分，包括各等級之間權力、利益、責任等差別，一種是與此相關的社會對待上的差別。前一種是有存在和發展必然性，是社會管理所需要的分，後一種是在曆史上形成、未必是社會管理過程所不可缺少、有存在的原因，但終將消失的“分”。對有必然性的“分”，墨家和儒家都持肯定態度。孔子倡導科層等級製，墨子主張給賢能之人以“富之，貴之，敬之，譽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的待遇，並將賢和能作為進入各等級位置的唯一條件，但對沒有發展和存在必然性的“分”，儒和墨的態度則明顯區別開來了。儒家采取承認和容忍的態度，墨家則堅決反對。這種區別當然同各自代表的階級和階層利益有關，更主要的是決定於理論體係的文化傳承關係、理論的內涵和吸納各種思想的寬容程度。
墨子理論是理想化體係，墨子思想更多地來源於對現實管理實踐的觀察和體驗，較少受到曆史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被管理者的社會地位，使得他們對同理想設計不合拍的行為持鮮明的反對態度。
孔子代表的儒家學派，曆史文化的傳承因素較多，周朝的社會管理傳統的痕跡較濃，對曆史形成的一些管理現象，包括那些不公道的現象則有極大的寬容精神，具有強烈的現實色彩。墨子的觀點固然是理想的，但難以變成現實，難以帶來社會管理的實實在在的效益。秦漢以後，墨家理論失而不傳，不能不說同過分的理想化沒有關係；儒家的現實主義態度，容忍實際上的不公和無理，卻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成為中國社會管理的主導理論，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延續，為偉大的中華文明發展做出了曆史性的貢獻。
事實證明，理想的未必是現實的，隻有現實的才是理想的。
然而，儒家的現實主義也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對“尊尊”和“親親”的容忍，使得血緣裙帶關係和權力至上的陰影一直伴隨中國人，直至今天我們還為講人情不講是非，講權力不講道理的封建遺毒而歎息。容忍不等於認可和認同。屈從於不公而不思改變，就已經不是為社會管理的效率而采取的權宜之計，而是阻礙有效的社會管理。容忍變成認同，手段變成為目的。這是儒家理論的缺憾。
正確處理分與公的關係，應該將理想和現實有機結合起來，將公道的理想建立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立足於“分”的現實追求公的境界，使公的理想更現實；又要創造條件使不公道的“分”逐漸縮小，淡化，減弱，讓“分”的現實更理想。理想和現實的交互推動、演進，便是美好的管理境界。
有與無
有為和無為的爭論，是有了《道德經》之後才出現的。此前雖然也涉及到領導者有為和無為的問題，但並沒有作為一個突出的管理問題提出來。有為和無為爭論的發生，給中國古老管理智慧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品位明顯提升，並成為中國智慧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先秦諸子，除了道家外，都是積極有為的理論。這是時代使然，政治、經濟、文化的顯著變動，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之爭，使得當政者和為當政者設計社會管理策略的人們，不可能不采取積極進取的姿態。儒家學派以孔子為代表，東奔西走，周遊列國，“知其不可而為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主張當政者立足於消除社會？昆亂爭奪，創造和諧的管理秩序，“製民之產”“博施濟眾”，舉賢才，推行道德教育，“克己複禮”，“天下歸仁”；墨家人物“摩頂放踵利天下”，倡導王公大人兼愛、尚賢，有力助人，有財分人，有道教人，要社會每一個人都“尚同”，尤其要努力讓“農與工肆之人”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機會，公道行政。法家“背法”“乘勢”“執術”，“不養仁愛之心，但增威嚴之勢”，“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企圖以強力逼使社會和人臣服服貼貼地效命，開疆拓土，統一中國。兵家的決策和用眾用將理論，更是積極有為的。從春秋到戰國，整個中國社會的管理態勢都是奮發向上，拚搏進取的。這是一個有作為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