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百團大戰（相當一部分是陝西子弟兵）且有打破日本進攻西北過秦嶺包抄重慶的軍事計劃，實則影響全國戰局，擊敵和友，有力的加強國共合作。百團大戰中，國民黨晉南部隊配合八路軍的軍事進攻，以友軍輔之。中條山戰役中，中共軍隊則有力配合了國民黨請求，敵後出擊，以友軍
輔之。國共在兩個戰場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真正體現出“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兄弟情懷。（劉貴福：《抗戰中期的國共配合作戰問題——以百團大戰、中條山戰役為中心的討論》，載《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2期）
當時孫蔚如將軍向蔣介石請戰，並向國民政府和陝西民眾盟誓：“餘將以血肉之軀報效國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與日寇血戰到底！但聞黃河水長嘯，不求馬革裹屍還”。當年7月（即1938年7月），一支由三萬多名“陝西楞娃”組成的隊伍，丟下老小，丟下頭，拿起槍杆，速速夜渡黃河，開進了黃河北岸的中條山。他們要死死守住位於黃河北岸的這條自東北向西南走向的最後天然防線。正如陳忠實先生感歎的那樣“我確信一種千古不滅、人神共敬的精神——民族大義。這些關中將士無論性格性情具備什麼樣的地域性特征，在民族存亡的血戰中體現出來的凜然不可侵侮的大義，正是中華民族輝煌千古存立不滅的主體精神。”（《我的關中我的原》，陳忠實著，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245頁）這支有著國民黨番號的農民軍隊在中條山堅持抗戰近三年，先後粉碎了日軍的十一次大掃蕩，使日軍始終未能越過黃河，進入關中、進入我西北腹地。在對日軍的十一次反掃蕩中，以“血戰永濟”、“六六戰役”、“望原會戰”最為慘烈悲壯，“陝西楞娃”有2.1萬人犧牲在中條山下、黃河岸邊，抗戰勝利後完身、完屍回關中者寥寥無幾，慘烈程度不可不“大書特書”。
在鹹陽的禮泉縣流傳著《打日寇》的民謠：
沙沙沙，鬥鬥鬥，中國人民打日寇。
日寇不敢往前衝，害怕前麵的中國兵；
日寇不敢給後退，害怕後麵的遊擊隊；
日寇不敢地上爬，害怕地上有“蜻蛙”；
日寇不敢往上看，害怕天上扔炸彈。（鹹陽市文化局，鹹陽市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梁澄清主編：《鹹陽歌謠集成（卷一）》，1988年，（陝出批）字第00713號（1-1500），第53頁。搜集者：戴牧）
而在鹹陽市北的淳化縣則流傳著幾乎相同的《攆鬼子》：
左手拿著刀，右手拿著劍，殺殺殺，攆攆攆，攆得鬼子沒處鑽，一跤摔了個麵朝天。先紮頭，後紮腳，紮得鬼子瞪眼窩。（鹹陽市文化局，鹹陽市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梁澄清主編：《鹹陽歌謠集成（卷一）》，1988年，（陝出批）字第00713號（1-1500），第54頁。1987年4月采錄於官莊，傳唱者：張世興。搜集者：劉文科）
陳忠實先生在寫關中子弟抗日紀實文學的評論時，用了一種幾乎絕倫的對比手法：“後世的人們多是以藝術的眼光和角度，以驚歎的口吻欣賞兩千年前的藝術家完成了精美絕倫的構圖與雕刻，包括刀法的簡潔都呈現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大氣和壯氣。兩千年後一個中國關中籍的士兵，吼著秦腔，用手中僅有的一柄旗杆刺穿日本侵略軍一個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壓到黃河水底，作為祭旗的一個基座，讓代表一個民族尊嚴的旗幟飄揚在黃河母親的浪濤之中，正和著那座‘馬踏匈奴’石雕的現代版注釋。”（《我的關中我的原》，前揭，248頁）對於這些鮮為人知的抗日傳奇故事，我重讀多次。當第二次品讀陳先生的書和評論，尤為感動於那些倔強真樸的陝西娃，他們今天是農民，明天就是捍衛自己的戰士，禦敵殺賊的將軍。最後一名跳河的士兵肯定具有一半匈奴的血性，他沉入河底，用脊梁撐起手中那杆大旗。滾滾黃河，怒吼秦腔，好男兒為國家何懼死與生？正是因為有這些農民娃東出潼關，抵抗日本人打進陝西的東大門，才使西安千年古都免遭曾是學生輩的日本的鐵蹄炮火，這些關中楞娃憨厚，強健，實心眼，敢作敢為，猶如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挺起了陝西的脊梁也是中國的脊梁。他們用自己耕地放牛的農民之軀，演繹了現代版本的“馬踏匈奴”。
2005年《新西部》策劃的“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活動中，記者沿著當年十七路軍在中條山的零星抗日遺跡，尋訪那場戰爭的親曆者，挽救性地挖掘出10多個感人的故事，遂寫出了感人肺腑的《再走中條山》和《中條山記憶》文學報道。（張義學、王根華：《尋訪民族忠魂——“陝西赴山西考察17路軍中條山抗戰史跡”活動側記》，載《新西部》2007年10期）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由孫蔚如將軍之孫孫宏、孫新民總策劃，徐劍銘、郭義民和張君祥等編寫的《立馬中條》（《立馬中條》，徐劍銘、郭義民、張君祥著，太白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一經出版，便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關注。（楊聖清：《中條山的悲壯史詩》，載《北京黨史》2005年5期）2007年以中條山抗戰為題材的電視劇《關中男人》在國民心目中掀起一股緬懷秦晉抗日子弟兵的風潮！曆史不應該忘記他們！
中條山戰役是抗戰史上敗得最慘的一場，敵我傷亡比達1：26 ，至今放牛娃在永濟市山間還能看到零落的“陝西楞娃”骨骸。雖是肉體的完敗，卻是精神的完勝。中條山灑滿三秦將士鮮血，也灑滿了三秦子弟的精神。於是我想起了1949年去台的於右任老人（陝西三原人）的《越調天淨沙·贈孫蔚如總司令》：“中條雪壓雲垂，黃河浪卷冰澌，血染將軍戰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兒！”國難當頭，唯有具有楊虎成，孫蔚如等陝軍抗日官兵的意誌和信念才是真正的愛國者。敬重之致！
三、如何從文學作品中評價西安事變和陝軍抗日
西安事變，國共兩黨的史書中都將它定位為抗日戰爭史的轉折點，其實也是中國近代史、中華民國史的一個轉折點。這其中起關鍵作為的則是張學良和楊虎城，國共兩黨的史書都對他們做了褒貶不一的評價。這使我想起了陝西岐山那所破舊的明代周公廟（不是現在炒得很火熱的周公廟遺址，但是相隔不遠）裏有一幅對聯“成也此公，衰也此公，還賴此公；譽滿三秦，怨滿三秦，風烈三秦”。將此聯借用於此，正好表達了對張學良和楊虎城的客觀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