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選中了一塊石頭的經曆而敘寫，成為一“記”。
石本為物，物與人是對待的“雙方”，但曹雪芹認為，物經媧煉，也能“通靈”，即有生命，有知覺感受，有思想感情——物與人可以相通的。
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博大的哲思。
曹雪芹又認為，在“靈性”的諸般功能體用中，以“情”最為根本，最為珍貴。是以書中於開卷不久就特筆表明：“大旨談情”。但因“情”是抽象的，無法成為故事，於是便又以眾多人物的悲歡離合的情節來抒寫這個特別可貴的“情”。
曹雪芹自稱的“大旨談情”，並非一般男女相戀之情。他借了他對一大群女子的命運的感歎傷懷，寫了他對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相待的巨大問題。他首先提出的“千紅一窟（哭）”“萬豔同杯（悲）”，他借了男人應當如何對待女子的這一根本態度問題，抒發了人對人的關係的亟待改善的偉思宏願。假如對待女子的態度能夠有所改變，那麼人與人的關係，定然能夠達到一個嶄新的崇高的境界。倘能如此，人生、社會、國家、世界，也就達到了一個理想的境地。
“大旨談情”，就是人的心田心地，為人忘己的誠心癡意。孔子講“仁”，歸屬於社會倫理人際關係；曹雪芹講“情”，轉化為詩情畫意文學藝術的審美性修養，即人的精神世界、文化素養、品格品味的高度造詣。
所以，在曹雪芹筆下，不再叫做什麼仁義道德，而叫做“千紅一哭（窟）”，“萬豔同杯（悲）”。這還不就是天地間萬物所能具有的最廣大、最崇高的“仁”嗎？曹雪芹比孔子提得高多了，深多了——也沉痛激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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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字看來皆是血”“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紅樓夢》，並非為了供人消閑遣悶，也不是為了“情場懺悔”或“解脫痛苦”，乃是曹雪芹對於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的深邃思索。
小說從女媧補天，遺石通靈，幻形入世，一直寫到了“離合悲歡，炎涼世態”，展示了一位哲人的全部智慧，代表著中華文化精華的特色與價值。實際上，曹雪芹以當時的形式思索了天、地、人的生成與進化，探究了生命、性靈、才幹的可貴，譜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理想關係，以及人才的遭遇與命運。他是18世紀早期時代呼喚中華知識界重新來思索探討這種重大課題的思想巨人，他是即將步入近代的中國人的啟蒙者，意識革新的先驅者。
要想了解作為思想家的曹雪芹，不妨借小說中賈雨村評論賈寶玉時所用的一句：“……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不能知也！”“致知格物，悟道參玄”八個字正說明了他認識宇宙人生的步驟和層次的“方法”問題。
“致知格物”原是儒學中“正、誠、格、致、修、齊、治、平”眾多步驟層次中的一個做人積學的必由之路，必要的階段工夫，接近於今時所謂探求科學知識，認識客觀世界。然而中華文化思想又認為，這是必要的，但並非最高級的認識，也非終極的目標。要從這種對客觀事物的認知而上升到更高層的領悟——尋求它的本源本質、本身變化規律、相互關係等等巨大深奧的道理。這就是“悟道參玄”的本義。
正是遵循了這樣的步驟與層次，曹雪芹把對於“人”的理解與認識，關切與憂思，全部托體於稗史小說，“說來雖近荒唐，細按則深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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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偉大，首先在於思想精神的偉大，這種偉大是不容歪曲或篡改的；《紅樓夢》的偉大，又在於文筆藝術的偉大——充滿了特色與獨創，然而又正是中華文化的繼承、綜合、延伸、運化和發展。
曹雪芹生前，朋儔所以推許他，是詩，是畫，是“筆墨風流”。在他身後則以小說家而聞名寰宇，他的名字已載入宇宙時空——水星上的一座環形山以他的名字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