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近代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與報刊活動(1 / 2)

——以章士釗為例

媒介縱橫

作者:宣蓓蓓 朱世培

【摘要】中國的近代知識分子一方麵是精英文化的先鋒,但在中國的近代史舞台上,更大程度上展現的是其的帶頭作用。本文以章士釗作為其中的典型,試探討近代知識分子在急劇變化的公共交往中,從事報刊活動及其如何反映當時的社會形態。

【關鍵詞】章士釗 公共交往 報刊

一、章士釗其人

章士釗1881年出生於湖南長沙,少年受過係統的舊式教育。1902年,進入江南陸師學堂,隨後帶領30多位同學退學,帶上海投奔蔡元培等組織的革命團體——愛國學社。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看到,章士釗的成長過程,包括教育經曆,都和當時的知識分子先鋒很相像,比如說康梁,而這些經曆在章士釗在後來的報刊活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章士釗為如今世人所熟悉的,一是《蘇報》,一是《甲寅》。

二、章士釗與《蘇報》

“夫《蘇報》者,原屬日本黑龍會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經營,大為折閱。湖南衡山人陳範夢以江西退職州縣官求息壤於上海,因收買此報,繼續營業。”章士釗1903年進入《蘇報》主持工作,恣意鼓吹排滿革命,排擊保皇維新論。其主持期間,章太炎的“戴湉小醜,不辨菽麥”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的《革命軍》,以及他自己的《駁<革命駁義>》等等,都能見諸報端。即後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的發生,將《蘇報》和章士釗推到了曆史的前沿。

而其實章士釗能在《蘇報》中的表現,也是他的公共交往的體現。章士釗的公共領域基本上建立在報刊,社團,學校之間。章士釗的身上很好地體現了中國舊式文人在麵對傳統文化和西方文明碰撞之下,他們的思想和理念的也就在這兩種因素之下所產生的變化。章士釗出生在湖南,而當時的湖南正是維新思想和活動最為活躍的地方之一,這些維新思想的宣傳也就浸染了章士釗的早期思想。1902年,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張“新民”之旗,係統介紹了西方近代思想與學說,章士釗頗受其影響。

之後,維新運動失敗,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想成為潮流,此時的章士釗已經來到武昌,隨後輾轉到南京,這期間結識了黃興,時刻關注像《新民叢報》之類的刊物,可以說此刻的章士釗同時接受維新和民主革命這兩種思想的宣傳。而在維新和革命兩種思想,章更是傾向於後者。章士釗被聘為主筆,以“第一排滿,第二排康”為宗旨①。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出,章士釗的資產階級思想在具體的報刊活動中的影響。當時處於內外交困的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普通有種救世情懷。不管是維新人士還是革命派,都以救亡圖存為己任,為中華民族奔走相告。章認為清政府是中國的“內盜”,中國人隻要“稍有舉動”,它就“莫不欲得而甘心”,不推翻這樣的清政府,中國就會在“天演物競之風潮”中“處不適宜之位置”。他的反對清政府,也是見諸報端。

章士釗認為革命的目標是“去世襲君主,排貴族特權,去一切壓製之策”,在《駁〈革命駁義〉》中,章認為“各國新政無不從革命而成”,“革命之舉,雖事體重大,然誠得數千百錚錚之民黨,遍置中外,而有一聰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振臂一呼,四海響應,推倒政府,驅除異族;即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後實行其共和主義之政策……則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會之命未始不隨著而革也”。從這裏可以看到,章士釗其中所包含的“排康”的思想。

主持《蘇報》,章士釗的“排滿”“排康”,是與章的社會交往活動息息相關的。在前麵我們提到章士釗在湖南老家,以及在《新民叢報》上的了解,對康梁的君主立憲已經有了了解,而之後與黃興的接觸,參加愛國學社等的活動,章對革命派的思想活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章所經曆的一些列交往活動,都成為在其《蘇報》上發表自己的言論主張的思想來源。

其後,章士釗創辦《甲寅》更是體現了章的公共交往。

三、章士釗與《甲寅》

“蘇報案”之後,章東赴日本,1907年離日經滬抵英倫,開始四年的留英生活。這四年裏,章係統的接受了西方政治與法律思想,尤其是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的影響,對英國的政黨政治,英國式的社會進化道路以及英國人的“善用調和”的民族性格,十分推崇。章士釗為《帝國日報》撰寫社論,為《民立報》主筆,都極力宣傳英國式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