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5月10日，章士釗在東京創辦《甲寅》月刊。這份雜誌一出世，一時風行全國。李大釗、胡適、陳獨秀、易白沙、高一涵等人都在《甲寅》上撰文，而這些人後來多成為《新青年》的骨幹。常乃德在《中國思想小史》中說，“在當時舉國人心沉溺於現實問題的時候，舉國人心悲觀煩悶到無以複加的時候，忽然有人拿新的思想來號召國民，使人豁然憧憬現實之外尚複別有天地”。②
《甲寅》以“條陳時弊，樸實說理”為號召，從理論上捍衛民主政治的價值，批判袁世凱的專製獨裁。章在這份雜誌上亦抒發了自己的政治自由主義思想。其主要文章有：《政本》《國家與責任》《政治與社會》《調和立國論》等等。
民初，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實行專製獨裁。 “國苟不存，共和何益？國苟以存，不共和又胡害？吾人亦問國家將借此以存否耳，初不問符於共和至於何度也。”③當時這些言論，明說國家利益，其實是維護專製統治。章指出袁世凱“中華民國約法”中的“大總統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這就是所謂的專製獨裁，“從其凝而言之，為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為統治權。”說這是“一物而兩相也”。
在此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甲寅》第1號出版後，章士釗拒絕與胡漢民等激進分子合並，又另辦《甲寅》。不久，袁世凱通過密探傳達其問候，試圖收買章士釗，為章拒絕。
之後，時局動蕩，孫中山先生率領護國運動，北洋軍閥政府也是幾易其主，直到1917年才在北京恢複《甲寅》。繼續闡發調和立國的理論，闡發其對於憲法以及時局問題的主張。時局的一直動蕩不安，也使《甲寅》輾轉多變。
《甲寅》的創辦、發展，都是與當時的時政相關聯。當時正值北洋軍閥時期，各地軍閥混戰，這種思潮也是在此刻萌發。前麵提到過，章士釗曾經在英國留學四年，在英國的所見所聞，成為章士釗創辦《甲寅》的內容源泉。
章士釗作為近代知識分子的一個代表，他的經曆也是其中的一個縮影。當章士釗接觸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維新論和民主革命都有認知的情況之下，章主持《蘇報》，大肆鼓吹革命。之後，章留學英國，《甲寅》成為章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章士釗的社會活動，成為報刊的實踐來源。
近代知識分子一方麵，他是民族文化的主要社會載體，知識分子具有獨立的社會分工和社會職業，即建構，傳播和發展科學、文化知識。另一方麵，他又是國家政治實體中不可或缺的社會精英，知識分子以他得天獨厚的文化修養和精神素質，以他超越自身的濟世胸懷和寬敞視野，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擁有一席毋庸置疑的決策參與權。知識分子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在曆史舞台上發揮著學術和政治的雙重社會功能。④
在長達一個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始終貫穿民族危機。這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普遍激起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精神。正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所麵對的公共交往，所以他們的辦刊活動也是體現他們的所作所為。比如說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清議報》等，都宣傳了維新派的思想。《蘇報》發生在維新派和民主革命的交鋒，《甲寅》變化在北洋軍閥時期，知識分子也是在探索中國走向的時期。這些社會形態也是在報刊中得到體現。
“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曆史”，今天的世人從當年的報刊中可以窺見彼時的社會形態。這些曾經的“新聞”也是在當時報人的社會交往之中形成。
參考文獻
①章士釗：《疏〈皇帝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387頁
②常乃德：《中國思想小史》，轉引自嶽升陽《移植西方民主政製的失敗與啟蒙思想的複蘇》
③章士釗，《國家與責任》，《甲寅雜誌存稿》卷上，第35頁
④許紀霖，《在學術與政治間徘徊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新華文摘》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0級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