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結束，國民黨樹立了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後，便加緊了對輿論的控製，而“訓政”和“黨治”理論為其思想和理論基礎。國民黨政府先後出版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出版法》、《查禁反動刊物令》等法令法規，約束新聞媒介，以實現對輿論的控製。而此時，許多新聞媒體對國民政府的規定並不買賬，《申報》便是其中之一。
《申報》本為著名商業性報紙，自晚清到民國初，其立論一般比較溫和。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後，兩件事促成了《申報》的改變。一是在上海及東南一帶活動的左翼人士的影響。另一件事就是九一八事變。在這兩者的交互影響下，《申報》的議論漸趨激烈，對國民政府的批評越來越直接。
此後，戰火燒到上海促使《申報》的輿論更加激烈；而“剿共”的繼續實行，讓《申報》的矛頭便直指國民政府的“剿共”政策。先後發表多篇譴責蔣介石的“剿匪”政策的時評。其中，《三論“剿匪”與“造匪”》一文激化了《申報》與國民政府的矛盾。由於《申報》接二連三地批評“圍剿”政策，又發表了不少批評國民黨的文章和評論，蔣便在朱家驊的信上用紅筆批示“申報禁止郵遞”②。從1932年7月16日起，除上海、南京、杭州之外，各地所定《申報》全部被扣，棄置於郵政總局地下室，警備司令部每隔一日深夜派車運往龍華焚毀。
禁郵事件後，史量才開始與國民政府交涉，並做出了些許妥協，《申報》最終妥協，才得以繼續公開發行、銷售。
從禁郵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媒介作為社會大係統中的一個子係統，具有社會性，政治因子對媒介的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而媒介本身和整個政治生態環境又在相互製約和影響，正是在這樣不斷的相互作用下，《申報》才能達到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來確保自身的順利發展。
三、自身建設是《申報》產生巨大影響的內在根源
自身係統環境主要指的是以媒介為中心的內部生態關係，包括媒介從業人員、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媒介經營與管理等方麵。③
《申報》雖然是外國人創辦的報刊，但一開始就聘請中國人擔任主筆撰寫稿件。《申報》曾發表《搜訪新聞告白》宣布“本館立誌欲將中國境內各緊要消息采錄無遺”，要求各地讀者惠寄新聞、評論等。該報在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南昌、漢口、寧波等城市聘定特約記者，以報道當地新聞。沒有特約記者的城市，則要求當地讀者“發於楮墨，而惠寄刊列”，發表後付給稿酬。
到了史量才階段，他用人最大的特點就是隻要勇於開拓創新的時代精英人物。此外，他更是重視培養和選拔新聞後起之秀。在史量才主持辦報期間，黃遠生、邵飄萍、戈公振、俞頌華等著名記者、編輯都先後在《申報》工作過。正是因為為《申報》工作的這些記者編輯們都是中國人，且都是一些有作為的名記者，名編輯，他們寫出來的文章不僅能夠符合中國受眾的需求，而且不膚淺水平高。《申報》能夠在當時的環境中脫穎而出與這些從業人員有著不可磨滅的關係。
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方麵，《申報》一開始對新聞的真實性問題，就有正確的認識。1874年6月，日本借口僑民被殺，派兵侵入台灣，《申報》特派一位記者去前線進行實地采訪，刊出大量有關日軍侵台的新聞和評論，受到讀者的歡迎。
《申報》還大量報道社會新聞。《申報》報道楊乃武被誣與葛華氏通奸並唆使後者謀殺親夫一案的有關消息，連續報道3年之久，使之稱為當時家喻戶曉的一大社會新聞。此外，《申報》還加強報紙言論工作。認為報紙的言論要“上關皇朝經濟之需，下知小民稼檣之苦”。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