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電腦對於外部消息的篩選標準與消息來源是否出自精英，是完全無視的，老式藝術家正在走向衰亡，而新的文化製造工業已經發育完備：專欄撰稿人和網絡作家取代了正統作家，傳媒記者取代了職業批評家，行畫手取代了畫家，搖滾歌手取代了歌唱家，製片人取代了導演，如此等等，總之，“文化白領”取代了“知識分子”。在“取媚”大眾和營造“票房紀錄”方麵，後者才是真正的主宰。
“媚俗”曾經是一個非常刺耳的術語，但在市場壟斷一切的時代，“媚俗”已不再是一種罪惡，而是一種基本的文化策略，用以從大眾的口袋裏找回金錢和尊嚴，它籲請著中國知識階層的妥協和蛻變。這方麵的成功例子，當推王朔、崔健和蘇童等等。他們在進行文化的包裝和推銷方麵，顯示了某種天生的麗質：一方麵反叛傳統意識形態，一方麵向群眾大肆“獻媚”。市場原則被嚴肅地建立了起來。
八十年代藝術家走向市場化的先鋒背後，成千上萬的文化推銷員或傳銷員在九十年代期間茁壯成長。這一蛻變，受到了出版界、影視界和演藝界“資本勢力”的有力支持。而其結果是：中國文化領域出現了一個諸如“獨立製片人”“自由撰稿人”的“文化中產階級”圈子，除了隸屬於大眾和金錢之外，他們獲得了空前的“自由”和“獨立”。
對此我沒有什麼異議。恰恰相反，正是市場交換策略避免了文化的最後崩潰。或者說，它維係了文化和大眾的基本關係。經曆了幾千年的不屈不撓的戰爭之後，在一個“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背景中，“文人”向大眾趣味和資本勢力妥協與合作的時刻終於降臨。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餘秋雨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讚賞的。在文化及曆史市場推銷方麵，他獲得了令人驚異的成功。在我的記憶裏，餘秋雨的文字首先在上海的《收獲》雜誌連載，而後，在經過了市場的反複測試之後，才在出版社結集出版。而後是一個消費者的盛大晚宴。餘秋雨的文字被連續地出版、轉載、報道，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主要暢銷圖書，它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或雜誌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餘秋雨的文字、羞談文學之風。
在這期間，我們也能夠聽到一些憤憤不平的聲音，似乎這種成功本身成為餘的一個罪證：“他媚俗，因而他有罪。”憤怒的十字架豎立起來了，痛苦的戰士手執錘子和鐵釘，要在文學和史學的領域審判餘秋雨的文字，餘對此深感不平。
在我看來，餘秋雨旅行於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並陷入了闊大的迷津。在一個精英已經崩潰的時代，任何企圖扮演精英並渴望受到人民喝彩的行動，都已麵臨難以破解的困境。而更令人擔憂的是，餘文並未讓曆史向我們開放並成為我們生活的有效部分，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個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從於陳舊的曆史闡釋和曆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文本。在一個無須“原創性”的時代，散文作家應當放棄進行精英話語推銷的使命，他們的工作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輕鬆和簡單：隻需進行各種小型話語複製克隆，從曆史和當下生活中拷貝一些感覺和話語碎片，然後把它們拚貼到“散文”的文本裏，借此維係住一個與公眾充分和解的狀態。
流行散文的真正麵貌，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