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著文化口紅遊蕩文壇
卷首語
作者：朱大可
品讀餘秋雨的曆史散文，蔚成了近年來的時髦風氣。如果我沒有弄錯，這是繼汪國真之後在散文和曆史交界處所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顯然，曆史和文學正在製造出一些新的產品：曆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曆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該書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不妨先回憶一下汪國真的詩歌。
海子死了，汪國真誕生了，這是1989年6月以後中國文學所發生的最富戲劇性的變化。海子一舉帶走了農業時代的詩歌真理，並為“汪詩”的湧現開辟出血的道路。“不合時宜”的“舊式”精神使徒，最終讓位給了一個膚淺的詩壇流行歌手。這正是“曆史的必然”。“海詩”不過是少數校園理想主義者的聖經，而“汪詩”才是熱愛生活的廣大女學生的起居事典。在中國成為全球最大市場之後，詩歌條碼化的潮流勢不可當。
越過那些抨擊者的痛心疾首的呐喊，“汪詩”在市場上茁壯發育，表達了“後文化時代”的“拉罐文學”的主要特征：第一，高度通俗，徹底放棄原創性並對精英思想做簡陋拷貝；第二，用過即扔，徹底放棄經典性寫作。更為重要的是，在經曆了海子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後，人們隻需一種非常輕盈的“哲思小語”，像粉色的口紅一樣，塗抹在蒼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此滋潤營養不良的文化麵顏。
這樣一種“生命能夠承受之輕”的詩歌口紅，在一個高速消費的市場化圖景中，無疑是非常和諧的物象。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它的湧現和受寵。在九十年代上半期，“汪詩”的情形大致就是如此。而在九十年代末，“汪詩”甚至和王朔、蘇童及王小波一起，發展為網絡消費的主要對象。在那些文化網站和網上文化超市的貨架上，這些物件早已經融入了日用品的親切行列。
餘秋雨的散文與之有非常類似的經曆。一個富於戲劇性的例證是：據說在上海的一次“掃黃行動”中，警方從一個失足婦女的手袋裏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紅、避孕套和《文化苦旅》。這個傳聞在海內外文人圈子中流傳甚廣，並且在一次文化研討會上成為一個尖銳的話題。餘秋雨因而受到了人們的攻擊，似乎其作品一旦成為性工作者的讀物，就變得十分可疑起來。
這無疑是一個完全錯誤的理念。在我看來，即使這一“捕風捉影”的傳聞屬實，它也決不能成為“媚俗”之類的“道德化批評”的借口。相反，它的重要意義被包含在它的隱喻性之中：在那個女人的個人視界裏，《文化苦旅》就是她的“文化口紅”和“文化避孕套”。它們是一組互相隱喻的同義語詞，具有完全相同的日用品功能，被收藏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手袋”裏。餘秋雨的文字正是這樣一種文化消費品，但卻比汪詩更加“耐用”，因為它不僅是用以點綴生活的“文化口紅”，而且是“文化避孕套”，審慎規避著那些道德“病毒”。
“後文化時代”的特征是：精英不再引領大眾，而是大眾支配“精英”。這種結構倒置的後果就是精英的全麵湮滅：這個曾經散發著思想香氣的階層，已經被大眾與全球一體化市場與資訊洪流所吞沒。隻有少數人繼續浮在水麵。他們是市場的先鋒，犀利地洞悉大眾趣味的轉移和文化的市場走向，並且利用這點對大眾進行“反操縱”。
我要援引電影《泰坦尼克號》導演詹姆斯·卡麥倫與國際傳媒大亨梅鐸的關係來表明這點。一個老套的好萊塢言情故事，在近似瘋狂的高額製作之後，產生了巨大的商業回響。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畫家陳逸飛和美國猶太大亨哈默的關係。它們證明“精英”的信念早已過時。這個世界需要的決不再是創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蹤公眾趣味與理念的獵狗。他們不再向民眾提供“思想”，他們僅僅發現和供應市場所需的“模式”。改變精英命運的另一個動力是資訊的全球化。OCR技術的發明，使平麵圖書資源的利用變得輕而易舉，網絡雜誌、文化專題網門以及個人網頁大規模湧現，網絡文字總量在迅速增值，並為個人文化及區域文化的全球化傳播開辟了闊大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