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布朗同時也表示，由於這樣一些不實的報道使國內消費者對杜邦炊具感到恐慌，澄清這些誤會是他們此行的目的之一。
2000年8月2日，針對眾多美國環保組織的動物實驗報告，多次指出全氟辛酸會對人體有害的說法，杜邦公司高層信誓旦旦地聲稱，“願以整個杜邦的名譽作擔保”，“杜邦不粘鍋絕對安全無害”。
2000年8月18日，在北京杜邦公司與記者見麵會上，針對先前杜邦曾表示“已將全氟辛酸氨的排放減少了99%”，引發了廣泛的猜測。公眾認為此舉“暗示著杜邦已經默認全氟辛酸氨存在安全問題”。緊急辟謠，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賀利得不得不親自出馬否認媒體的“默認說”。
大約在1981年5月14日，杜邦修改了8個受雇員工血樣檢查的文件報告。1981年8月，杜邦用手寫體修改了這份文件。這份文件可以確定在某個特定的孕婦身上及其孩子身上PFOA的含量。
1981年5月14日的文件清楚了記錄了在這一懷孕員工的血液中含量為0.078ppm（百萬分之一）的PFOA。1981年4月，這名員工生下一名被認為“正常”的孩子，血液中PFOA的含量為0.055ppm。
也就是說，0.055ppm這個數據的存在說明了PFOA在人體身上是能轉移的，特別是能通過母親經由胎盤，再傳給嬰兒。按照《有毒物質控製法》，杜邦應該將這些信息和數據提交給美國環保署。
但是，杜邦之後並沒有立即提交這方麵的相關數據。
1982年的3月16日，杜邦向美國環保署提交過一次報告，是關於PFOA可以經老鼠胎盤的轉移的數據。美國環保署根據這些數據及《有毒物質控製法》認為，PFOA存在著潛在威脅。可是，杜邦這時仍然拒絕提供1981年PFOA在人體身上經由胎盤運動的數據。
1997年，杜邦拒絕向美國環保署提供已經獲得的有關PFOA的信息，盡管美國環保署以《資源修複法》法案的名義要求它這麼做。
一直到2001年6月，在一場由西弗吉尼亞和俄亥俄社區的居民提起的指控杜邦汙染社區水源的集團訴訟中，有關數據被提交給控方律師。之後，律師將數據提交給了美國環保署。
而之前，在1990年時，杜邦曾經將飲用水源中的PFOA的含量的相關數據提供過給美國環保署的廢物計劃組。但是，根據指控書，美國環保署認為，這種提示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它似乎暗示了杜邦已經解決了問題。
美國環保署稱，PFOA在血樣和水源供給中的含量，“有力的證明了這一結論，即PFOA對於人和環境有實質性導致傷害的可能。”
伯格曼說：“這些信息是很重要的，而且公司有義務提供這些信息。”“PFOA對人體或環境是否有害，目前還無法定論。但是，諸多研究表明它可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2004年10月13日，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宣布：通過對占市場上份額90%的18個品牌、28個品種不粘鍋產品的檢測，市場上銷售的主要使用特富龍塗料的不粘鍋產品中，均未檢出PFOA（全氟辛酸氨及其鹽類）殘留。長達百天的不粘鍋“疑案”終有定論；同時，也給中國老百姓一個圓滿的答案。
回頭仔細分析事件的起源，不難發現針對杜邦公司的質疑源至於催化劑的使用可能對環境的汙染，而三億的處罰也僅僅是針對的報告程序問題，並非指特富龍的安全性問題，而與不粘鍋更是牛馬不相及。然而，就這樣一個簡單邏輯的問題，在中國卻被演繹成了不粘鍋行業的一場“滑鐵盧”，其中不乏部分媒體的失實報道。而在這樣重大危機麵前，杜邦所表現出的是一家具有200多年曆史的跨國企業的危機公關智慧和行動。“特富龍”事件在中國市場引起極大的反映後，通過各種形式，杜邦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全國各地的主流新聞媒體，進行了一係列的及時的危機公關活動。
縱觀杜邦整個中國媒體危機處理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杜邦公司應對危機的豐富智慧、良好素質、有序管理和果斷行動，特別是在和媒體的溝通過程中，杜邦井然有序、層層遞進。首先是杜邦中國常務副總經理在新浪網絡聊天室的對話，利用傳播範圍最廣、最快的網絡媒體，迅速傳遞了杜邦的反駁聲音，隨後是給許多記者傳真的正式聲明，到最後聲勢浩大的媒體見麵會，媒體公關的區域也從香港到上海，再到北京，形成了一個覆蓋全國的媒體危機公關信息發布網，以強勢的姿態證明自己的“清白”。
其危機解決方案，有序而到位；其危機公關行動，及時而主動；其態度，堅決而誠懇；其方法，有效而有力，充分整合新聞媒體資源，進行說服教育。
【巧手點金】
下麵是解決危機常用的有針對性的方法。
1.權威公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