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確保國寶之安全，有明一代在內宮還設有司寶女官，負責保存收貯禦寶符契。司寶女官不參與國寶鈐用過程，隻據聖諭要求將國寶提供給尚寶監而已。
司寶女官設於明初。吳元年置內職六尚局。其尚服局當有專司禦寶之女官。至洪武五年（1372年）更定為六局一司，尚服局下設司寶二人，秩正六品，洪武十七年（1384年）更定品秩，除原有司寶二人外，又增設掌寶二人，秩正七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再增典寶二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改掌寶為正八品，司寶之人數，品秩不變。司寶女官之編製遂成定製。至永樂年，女官之職事全部移歸宦官時，此編亦未裁除，直至明末。
綜上所述，明代負責國寶保管、使用之尚寶司、尚寶監、司寶女官三機構之關係便可一目了然。值得注意者，這種多重掌寶機構，多重用寶手續之製實為晚明宦官控製尚寶司，進而左右詔旨發布以幹國政之肇因。
用寶程序。明代諸帝於用寶極為慎重，尚寶司、尚寶監皆奉旨請寶鈐用。誡如成祖所言：“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明史》卷七十四）。即使於宦官專權之日，國寶使用之程序仍十分嚴格。
使用禦寶之前，“尚寶太監用大黃絨絛，兩手恭捧，掛於項。尚寶卿以金盆盛水濯之，次日乃用。”（《明會要》卷二十四）《明會要》載，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九日為用寶之期。實則此二日需舉行象征性之儀式，而絕非隻此二日用寶，它日則不與焉。由於原因及地點不同，國寶使用之程序亦有區別：
（一）普通之誥敕文書：“凡誥敕等項寫完，合用某寶，本司官會尚寶監官於皇極門用。”“凡吏部選過文職、帖黃，三年兩次，底簿每年一次，俱年終奏行本司用寶。先期具手本送司，會同吏科給事中一員，於本司查對明白，本司奏請用寶”。“凡兵部每次選過武職，帖黃簿並三年一次清理。武職大小，帖黃簿具奏行本司用寶。先期具手本送司，會同兵科給事中一員，於本司查對明白，本司奏請用寶。”（《大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二）以上諸情況用寶，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尚寶司、尚寶監官共同鈐用後繳回內司。
（二）重大軍事行動急令調軍用寶，則啟用用寶金牌。《明實錄》洪武四年（1371年）五月：“命工部造用寶金牌及軍國調用走馬符牌。用寶為小金牌二，中書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製書發兵，省府以牌入而後內府出寶用之。”又洪武四年八月，“改製用寶金牌，其上篆為陰陽文，仍增金符二字，闊三寸，長九寸五分，上鈒二鳳，下鈒二麒麟，牌首為圓竅，貫以紅絲絛。上以古者符寶示大信於天下，關防弗嚴，則奸偽由生，故命改製二牌，仍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軍機文書非大都督府長官與中書丞相及在省長官不許入奏，亦不許擅自奏請。若有詔急令調軍，中書省即會大都督府官同人覆奏，然後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出用。”（《明太祖實錄》卷六十六）
（三）凡朝廷大禮，尚寶司官取國寶隨皇帝至行禮之地。頒詔天下時，翰林院官先撰詔文請旨裁定，付中書舍人書寫，然後尚寶司於禦前直接用寶。
（四）各種禮儀性隨寶：“每大朝會，本司官二員，以寶導駕，俟升座，各置寶於案，立侍殿中。禮畢，捧寶分行，至中極殿，置案而出。駕出幸，則奉以從焉。”（《明史》卷七十四）又皇帝登基大典當日，“捧寶官開盝取玉寶，跪授丞相，相捧寶上言：皇帝進登大位，臣等謹上禦寶。尚寶卿受寶，收入盝內，”（《明會要》卷十四）又凡遇皇帝親祀天地、社稷、山川，尚寶司官按例都要“於承天門外乘馬，從寶後行。禮畢，仍從寶回至承天門外下馬。”（《大明會典》卷二百二十二）以上諸情況，由尚寶監太監於內司領寶後交付尚寶司官員，由尚寶司全權負責隨寶事宜，尚寶監不得參與。
每年歲終，尚寶司官奏行欽天監選擇洗寶吉日。至期，尚寶監太監和香物入水，共同捧寶於皇極門洗淨，入寶匣謹封。與此同時，尚寶司將本年度用寶數目統計上奏，據統計，每年用寶約三萬餘次，用寶色銀每年約消耗六十餘兩。（《明宮史·木集》）
故宮今藏明代國寶狀況。明代國寶曆經李自成進駐紫禁城等變革，所存者迄今未見。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隻璽文與明二十四寶有相同者。其紐製、質地、尺寸皆與原國寶迥異。對比研究，其製作當在明中葉成化時。所得計十有五方。其“皇帝之寶”二方，“皇帝尊親之寶”二方，“製誥之寶”一方，“廣運之寶”四方，“欽文之璽”三方，“禦前之寶”三方。雖然殘缺不全，仍不失為研究明代寶璽製度之珍貴實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