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門閥製度
門第婚姻伴隨著門第政治的產生而形成，是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婚姻形態。士族特權階層為了顯示自己高貴的門第，享有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特權，極力排斥與社會其他階層的聯姻，以保持自身家族血統的純潔，達到壟斷世襲權益的目的。然而這種門第婚姻在經曆了東晉的鼎盛後，由於士族自身的腐朽等原因，南朝時期便逐漸走向衰落，到了隋唐，科舉製代替九品中正製，均田製也以現任官品占田，這便意味著以世襲特權為重要標誌的舊士族已喪失了賴以存在的土壤。
唐朝前期，由於婚姻講求門第的觀念作為根深蒂固的習慣性心理並不會立即消亡，所以舊士族仍極力標榜門第，不願與異姓為婚，“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2]然而，這種理想在士族階層失去政治經濟上的特權而不斷衰落的過程中屢被打破，主要表現為：其一，士族與官宦新貴聯姻逐步上升。官宦新貴趨附士族傳統的社會聲望，以與士族聯姻為榮耀，士族則欲借與官宦新貴的姻親關係謀求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來維護其舊望不減。譬如，高宗時的宰相李敬玄本毫州寒門，“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3]
其二，與卑族進行財婚。山東士族從北魏到隋唐，政治經濟上不斷衰落，其所標榜的“自相為婚”已不像昔日門第輝煌時般行之如律，山東士族開始與外族通婚，但自矜尊貴的心理又使其高掛門第，婚媾時以重納聘財彌補門第之差：“山東士人尚閥閱，後衰落，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資，故人謂之賣昏”。[4]
其三，與皇室聯姻逐步上升。唐朝統治者一方麵不滿於舊士族高抬門第，自相矜伐，采取一係列措施對孤傲不羈的關東士族進行抑製；另一方麵卻又對社會上崇尚門第的風尚欲拒還迎，不斷打破自己的禁令與士族聯姻。而關東士族雖自詡門第高華，不屑與皇室為婚，但在皇權的壓力下、政治經濟日趨沒落的窘態中其婚姻態度也不斷地妥協。如博陵崔恭禮曾尚高祖女真定公主，太宗也曾將“門稱著姓”的崔宏道女冊封為才人，崔銑尚中宗安定公主，崔嵩尚玄宗鹹宜公主，崔杞尚順宗東陽公主。[5]
到了唐代中後期，以安史之亂為起點，士族勢力更是迅速衰落，加之中晚唐時期的藩鎮割據、軍閥混戰、唐末黃巢起義等事件使得社會戰亂不斷，至五代時期士族勢力徹底衰亡。首先，安史之亂曆時八年之久，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轉折點，且安史之亂的主戰場集中在崔、盧、李、鄭、王等關東士族的聚集區，士族因此多遭兵燹，飽受戰火荼毒，不免舉族遷徙，避處江淮，更有部分士族因此家破人亡。《太平廣記》卷三三五《李叔霽》條載：“唐天寶末，祿山作亂，趙郡李叔霽與其妻自武關南奔襄陽，妻與二子死於路，叔霽遊荊楚，久之。祿山既據東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在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頗能反映出趙郡李氏在戰火波及下丟家棄業、妻死子亡的慘狀，關東士族在安史之亂中所受的打擊致使其元氣大傷，許多士族就此衰落。而唐末的紛飛戰火，更使得舊士族進一步遭受致命的打擊，難怪至晚唐五代時，人們對所謂高門著姓甚至給予了嘲諷：“江陵在唐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於飯甑，措大多於鯽魚”。
其次，科舉製度日益發展完善，自武後專政大崇文章之選使得以進士科進身之新興階級崛起後，舊士族依靠門蔭入仕舉步維艱，安史之亂後，“朝廷設文學之科，以求髦俊，台閣清選，莫不由茲。”[6]門蔭的衰落，標誌著社會門第觀念逐漸淡薄，越來越多的舊士族子弟依靠科舉入仕，使得王朝上層官員“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謂山東士人者為代表。此等人群擁戴李姓皇室，維護高祖太宗以來傳統之舊局麵，崇尚周孔；文教，用進士詞科選拔士人，以為治術者。”[7]此時的舊士族顯已變質，通過科舉致仕的舊士族子弟，已由家族利益的代表者轉而成為李唐王朝的擁護者，其鮮明的政治特征性逐漸消失，既然舊士族的性質已然改變，那麼以其作為衡量標準的婚姻門第觀念自然要走向衰亡。
三、《西廂記》反映的曆史真實
《西廂記》中崔老夫人在“報家門”時便交待：“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國，不幸因病告殂”，“扶柩至博陵安葬”，可知《西廂記》中的崔姓乃是七大姓中最為顯赫的博陵崔家，如此身份設置便注定了“大姓自為婚娶，恥與他姓為婚”的門第婚姻觀念，是不可避免地存在於老夫人的思想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