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電影中的女性都有一種特質，她們一改傳統的“幸福的家庭主婦”的理想形象，在這種特殊的影片類型中追求獨立和自由，在影片中她們獲得平等的權利，改變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
二、“男同”電影中超越異性戀霸權的女性形象 著名的女權主義者羅麗蒂斯認為，同性戀如今已不再被視為一種遊離於主流的固定的性的形式之外的邊緣現象，不再被視為舊式病理模式所謂的正常性欲的變異，也不再被視為北美多元主義所謂的對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選擇，男女同性戀已被重新定義為他們自身權利的性與文化的形式，即使他們還沒有定型，還不得不依賴於現存的話語形式。[3]男同性戀電影作為一種特殊的電影題材，其中刻畫的女性形象對家庭的愛，對自己男人的寬容，超過了法律給她們的教育和警告。她們把痛苦咽下去，埋在心底。她們跨越了世俗的眼光和傳統的文化觀念，在不同程度上以相對寬容的心態接受了同性戀的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挑戰了異性戀霸權，撼動了傳統的性觀念和性別觀念。
以電影《霸王別姬》中的菊仙為例，她潑辣有性格，敢想敢說也敢幹，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女性也表現出她溫情善良的一麵，她對程蝶衣的同性戀身份心知肚明，但當她看到陳蝶衣救出段小樓後被小樓啐汙，她也很憐惜的幫程蝶衣擦去臉上的口水；在看到程蝶衣被大煙折磨的痛不欲生的時候，她也會默默地用衣服包裹蝶衣並將他擁入懷中，安慰體貼，嗬護關懷；在文化大革命時，當段小樓在四人幫迫害下開始發狂，檢舉程蝶衣與公公、袁四爺苟且時，是菊仙拚命嗬斥：“小樓！”來維護程蝶衣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對於菊仙來說，程蝶衣是自己的“情敵”，是她與段小樓“踏踏實實過日子”的阻礙，隻要段小樓還跟程蝶衣在一起，“就早晚得出事兒”。那樣的年代，同性之愛肯定是“不正常的、變態的”，菊仙麵對這樣一個“師弟”時，她在受到自身傳統文化與社會環境的約束下，表現出的思想觀念越來越趨向多元，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電影意圖的一種突破和全新的解答。
在電影《暹羅之戀》中，母子倆在聖誕節前夜一起裝扮聖誕樹，兒子Tong手裏拿著一男一女的木偶三番兩次的詢問母親該如何懸掛，母親很不耐煩，Tong小聲的說：“我是怕我掛不好，媽媽又會生氣。”母親先是一愣，然後回答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決定吧。”此刻母親的寬容溢於言表。
女性在電影中作為同性戀愛情的旁觀者，對同性戀表現出來的寬容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異性戀的“絕對真理”的霸權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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