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作品，李安稱之為“一部很好的存在主義電影”。[2]主人公西西弗斯般的命運正是存在主義的有力注腳。夫妻二人生命中永無休止的苦難成為西西弗斯的石頭循環往複。加繆把西西弗斯救贖而不得的命運隱喻為人類生活不可超越的困境，可是真正克服苦難的方式不是西西弗斯推動石頭往複過程中的自我滿足，而是選擇石頭對待苦難的方式，回到起點，苦難成為一個輪回。而此時，陸焉識救贖的唯一方式也是如石頭一樣回到起點，重新麵對生活。
三、人性和愛的堅守
《歸來》並非僅僅講一個愛情故事，也並非要凸顯時代對於個體的傷害，而是透過一個特殊的時代來折射人性，表達一個關於人性和愛情的隱喻。影片的動人之處正在於這個一家三口之家裏的愛情、親情，把人世間的偉大人性刻畫得淋漓盡致。
陸焉識是一個英雄。二十年的迫害並沒有把他打垮，對於一切的不幸，他沉默卻堅持。他的偉大在於被浩劫摧殘過的單薄身體的內心依然保留了深藏不露的情懷和愛情。為了見愛人一麵，他跋山涉水逃到家門口卻無懼紅衛兵凶猛的圍堵。明明知道自己的被抓是女兒丹丹的告密，卻從沒有一絲一毫的責怪和怨言，麵對女兒的自責，他寬容的說：“我知道，怎麼能怪你呢，要怪也怪我”。平反歸來，麵對著失憶的妻子，他“無處話淒涼”，雖然本該被安慰和愈合的是他自己。沒有控訴，沒有憤怒。他一心致力於做的隻有一件事：盡一切辦法喚醒妻子不離不棄直至多年以後最終甘於成為妻子身邊的陌生人陪著她去接已經歸來的自己。他的堅韌、百折不彎、寬容、對於妻子和家庭的執著使得陸焉識這個人物形象熠熠生輝。
馮婉瑜，這個沉默、謙和、執拗的妻子。時代、現實、他人、女兒於她全是傷害，全是插在心口上的利劍。可是這些全然不能阻擋她對丈夫的情深意重，絕不因為利益而背棄。她忍受著政治壓迫，苦苦堅守。她的堅守在那個六親不認的年代愈發顯得彌足珍貴。對丈夫深沉無私的愛在於她那一雙經常半含眼淚的眼睛，抽動的嘴角；在於那一聲撕心裂肺的“焉識快跑”和對女兒丹丹的不原諒，甚至為救丈夫不惜被方師傅欺淩。她忘記了丈夫的模樣，卻始終記得丈夫“本月五號歸來”，穿戴整齊的去火車站接歸來的丈夫成了她後半生儀式化的功課……馮婉瑜——一個令人痛心，可歌、可敬的女性形象。
影片的可貴之處在於這個感人至深的故事其背後所蘊藏的豐富深沉的思想內涵。《歸來》看似隻講述了一個小家庭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背景下悲歡離合的故事，可是它卻折射出關於文化大革命，我們該如何麵對，如何化解，如何放下曆史包袱繼續前進。這個命題給了觀者思想上的一些啟迪。電影並未直接觸及，編導也無意於去碰觸這些與影片不相關的事情。然而影片卻以以小見大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來。沒有政治說教，沒有宏大敘事，沒有血淚控訴。“造成和解感情的，既不是僅僅否定了衝突，也不是公正地進行了報償和懲罰，而是悲劇主人公以偉大崇高的氣魄迎接了最後的結局。”[3]正如主人公陸焉識，在飽受磨難、曆經坎坷之後，沒有控訴，沒有憤怒。他重構生活的方式是：與命運和解，並順勢而行。這不是一種對生活的消極隱忍，而是一種用活著的信念消解苦難的一種無聲抗爭。
結語
《歸來》追求著張藝謀洗盡鉛華後的返璞歸真，同時人文情感有著日本影片的克製、內斂。光線的巧妙運用恰如其分的把人物塑造得更加立體，內心情感更為清冽。色調的偏灰使影片的年代感突顯無遺，也更烘托出一種悲天憫人的無力感和現實的殘酷性。陳道明、鞏俐二人成熟、飽滿的表演把陸焉識、馮婉瑜這兩個感人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入木三分、淋漓盡致，使得影片的內容和形式相得益彰。陸、馮二人飽受磨難而互相堅守著忠貞不渝的愛情，在那個狂熱的特殊時代譜寫出一曲人性和愛的讚歌，彰顯出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麵，令觀者無不為之動情、讚歎。
參考文獻：
[1]嚴歌苓. 陸犯焉識[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封1.
[2]中國新聞網.李安談張藝謀《歸來》：很好的存在主義電影[EB/OL].
[3]朱光潛 .悲劇心理學[M].張隆溪，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