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光墨影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袁健
【作者簡介】袁健，男，江蘇泰州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藝術學院碩士生，主要從事佛教電影、書法傳播學研究。
“深悲早現茶花女，勝願終成苦行僧。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明月耀天心”。這首七絕為已故著名佛教居士、書法家，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長趙樸初先生所做的“弘一大師讚”。而獲得我國電影政府獎最高獎“華表獎”與開羅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金字塔獎”，表現近現代藝術先驅、一代高僧，弘一法師——李叔同所拍攝的電影《一輪明月》，也正以童聲演唱此詩做全劇的結尾。而據《一輪明月》的製片人孫增華女士回憶，在陪同台灣佛光山開山總長星雲大師等人在北京電影製片廠三樓的放映廳中觀摩了此部影片後，當影片結尾少女用純潔的歌聲演唱此詩時，後排年輕的比丘尼都淚光瑩瑩，並起身鼓掌，星雲大師也連連表示稱讚，並感慨的說道 “過去的影視作品都把僧人拍得走了樣，唯有《一輪明月》完全是有根有據。我以為，使得這位獲得過“中華文化人物”終身成就獎殊榮的國際著名高僧所稱道的，一者，影片以一種平實的敘事手法表現了弘一法師“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的傳奇一生。二者，便是影片作為“文化電影”所表現出的傳統文化意蘊。而書法美也是影片傳統美學特質的重要方麵。
一、影片片頭的“書法審美意蘊”
電影藝術作為一種舶來品，起源於西方工業時代，故以動態敘事為特點，而書法藝術則為我國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質的藝術形式，其以靜態審美為呈現，卻又“把書寫時線條推進的過程保留在作品中，使書法藝術在一定程度上有具備時間藝術的特點。”[1]因此，電影的片頭書法可以說是影片運動形式的首次呈現，不同的書法形式往往會暗示著影片不同的敘事風格與表現美學。在動態的觀賞環境中，體現出一種動靜合宜的藝術狀態，這種“片頭書法”的審美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電影《一輪明月》從片頭開始便表現出了弘一法師與書法結緣的一生，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清光緒六年（1880年）生於天津富商之家，幼承家學，少年時從徐耀庭學書，初臨《石鼓文》，後從天津名家唐敬嚴先生學篆書和刻印，20歲時，便鬻書海上，並與大畫家任伯年等設立“上海書畫公會”。三十五時，加入西泠印社，出家之後“諸藝俱廢，惟書法不輟”，最終形成了衝逸之至的“弘體書法”。被譽為“20世紀十大書法家”之一。書畫家陸衝先生懷著對先賢的敬畏之心臨寫了大量的不同時期弘一書法，這些作品被放在一個古舊的書桌上，被風一張張的吹散，暗示著弘一法師人生旅途的更替，最終被閩南的秋風定格在“悲欣交集”之際。
1942年10月13日（農曆九月初四日）午後8時，法師安詳圓寂於福建泉州溫陵養老院的晚晴室。臨終前三天，書“悲欣交集”為其最後絕筆。影片中的書法比原件略大，在一張古舊的素宣紙上書寫，省去了右上角題寫的“九月初一日下午六時寫”這一行小字，和末尾的“見觀經”三字，這種做減法的方式更使得影片觀眾能在較短時間內，感受法師書法的明淨空靈與妙契無痕。對於這四個字的含義不同人有著不同的解讀。著名作家葉聖陶先生解釋“欣”字，一輩子“好好地活”了，到如今“好好地死”了，歡喜滿足，了無缺憾。而音樂學家錢仁康教授認為“‘悲’是悲憫眾生的苦惱，‘欣’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脫。”影片沒有做文字的解讀，卻用105分鍾的膠片，去呈現弘一法師63載“悲欣交集”的人生。
隨即影片的正式片頭“一輪明月”四字，便在旋轉的陀螺聲中展現於銀幕，其實這陀螺也是有寓意的，佛家認為歲月穿梭，人生就如同陀螺，眾生被欲望的鞭子所抽打，故也依“十二因緣”所輪回，想必片名的題寫者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居士對此是有深悟的，否則也無法形成其清雅樸俊的書法風格，也不會發出“大師以書畫名家而為出世高僧，……功钜利溥，澤潤無疆，豈僅藝事超絕、筆精墨妙而已哉！”[2]的感歎。
“一輪明月”四字屬大字橫幅，由於考慮到觀眾的觀賞習慣導演將其設計成從左到右的排列。趙樸老生於“四代翰林”的書香門第，自幼學習書法，受李北海與蘇子瞻的影響極大，從片頭四個字也可看出蘇東坡書法的渾厚古拙與仙佛之氣，樸老善作擘窠大字，“一輪明月”也體現了其一貫的大字風格，樸厚綿存，積點成線，兼有漢碑雄勁和晉唐俊骨，在看似平緩的線條中，內含筋骨，優雅俊美，可謂逸品之至。
二、影片中“弘一書法”創作的審美意蘊 影片以弘一法師一生的傳奇經曆為線索，而作為中國現代藝術的奠基人，其在音樂、美術、話劇的多項開創性的成就在影片中屢有展現，書法——這門與法師因緣最深的傳統藝術也伴隨著影片發展，從另一個側麵向觀眾展示從翩翩公子李叔同到律宗高僧弘一大師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