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重要曆史地位
博士論壇
作者：黃鵬
【作者簡介】黃鵬，男，重慶人，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後，主要從事中國電影研究、導演創作理論研究。
在《中國電影發展史》的撰述過程中，薩杜爾若幹著作《電影通史》、《法國電影》等的中譯本都已完成，並在論述過程中被引用。而早在1956 年，薩杜爾本人也以中法友好協會電影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份到中國訪問。程季華對此回憶道：“薩杜爾在中國呆了一個多月，他是個老資格的革命家，我們溝通了很多關於電影史方麵的東西，……他渴望知道關於中國電影的一切，我則向他求教，學習他豐富的從事學術研究的經驗，我們也因此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1]
按照自然的邏輯，以薩杜爾的政治身份和在電影史研究方麵傑出的成就，對於創舉性的《中國電影發展史》研究，應該在較大程度上受到薩杜爾研究範式的影響，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英國曆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談到從前科學的曆史學向科學的曆史學突破的障礙之一時指出：“科學地對待曆史學的新態度無法形成的另一個因素是曆史學家沒有能力擺脫自己的生存環境。”[2]他援引英國曆史學家巴特菲爾德的論述以作呼應，“我們教授和寫作的曆史是那種適合於我們社會組織的曆史”，“如果這種曆史同時又最適用於保持現存的政治製度，那就更無話可說了。”巴勒克拉夫接著論述道：“來自官方的壓力……完全可能被用來保障曆史學家能夠在社會和政治方麵都得到承認。當然，這些壓力在任何國家都始終存在著。”[3]
的確，如果在史料資源、技術保障、人力、財力等諸多方麵都需要政府出麵來協調完成的話，將“使曆史學家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感到需要對政府的控製做出讓步。”[4]然而，如果在一種更加嚴格、特殊的政治環境下，曆史學家所麵對的壓力將不僅僅是導致他們“做出讓步”，而是將曆史編撰行為作為官方意誌的完全體現。
《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編撰麵臨的恐怕就是這種情況。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應對百廢待興的社會經濟、文化局麵和國際嚴酷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環境，政治意識形態控製的總體力量達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中國電影發展史》便是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由我國電影官方機構主導，從1950年開始啟動的。它從資料搜集到出版曆經13年，規模堪稱空前，不僅動用行政資源搜集史料，在經費上也“沒有太多限製”[5]，前後陸續有十個人左右加入，“所獲得的編史條件絕不是現在的一個科研項目的立項資金可以比擬的。”[6]
在當時特殊的曆史時期下，毫無疑問，要求《中國電影發展史》必須完全符合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但是“小組成員從來沒有人搞過電影史，也不知道如何搞。”[7]這樣，包括項目具體負責人程季華在內，都是邊學邊幹，摸索著前進，在史觀、電影觀、研究方法等方麵進行開拓性的工作。項目進行過程中，時逢蘇聯大百科全書要出第二版，加速了中國電影史的研究進度。程季華開始邊看資料邊著手寫提綱，並“讓一些翻譯人員把買到的外文書籍，比如法國電影史、美國電影史、英國電影史等書籍目錄全部譯出來做參考，看看別人是怎麼編電影史寫提綱的。陸續一共譯出了 20 多本各國電影史的目錄。”[8]後來，由這份提綱在陳波兒審訂後整理出了第一份中國電影簡史性質的材料交給了蘇方。在準備提綱編寫材料的過程中，研究人員們采用了一種謙虛開放的態度對待來自各方的研究成果，同時也在接受著它們的影響。
但是，遺憾的是這種影響僅僅隻能是在技術層麵的或者方法層麵的。對於當時的電影史研究工作者而言，首先要解決的是指導思想問題，亦即曆史觀念問題。指導當時曆史撰述的曆史觀是什麼？毫無疑問，當然是馬克思主義。
但是，毛澤東明確表示：“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絕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隻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9]這就意味著，必須要實現對馬克思曆史觀的中國化改造，麵對建國前的電影史，如何把握？主管官方機構自然將精神統一到毛澤東思想上，即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電影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