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文化革命提出了指導性的意見。其中，對文化革命統一戰線到1940年以來做了四個時期的劃分：第一個時期是1919年到1921年，以五四運動為主要標誌；第二個時期是1921年至1927年，以中共成立、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為標誌；第三個時期是1927年到1937年；第四個時期是1937年到1940年。《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研究充分吸收遵循了這一曆史分期的指導思想。在第一編的第一、二章間，采用1921年作為中國電影史階段性變革的時間關節點；第一、二編采用1931年作為關節點；第二、三編間采用1937年作為關節點；第三編六、七章以1945年作為關節點。分別采用“中國共產黨成立”、“左聯成立”、“抗戰爆發”、“抗戰勝利”、“新中國建國”等重要曆史政治事件作為電影曆史分期的關節點。這種研究架構範式直接對後來的中國電影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在普通黨史和政治史中，大都嚴格按照《新民主主義論》中的1919年、1927年作為重要的分期時間，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中，研究者們充分的考慮到了電影領域的專業史特性，以通過考證出的1896年電影在中國的首次放映作為電影在中國萌芽的開始，並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成立的對電影文化革命起到直接影響的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作為分期節點，體現出了研究者在麵對專史編撰過程中“服從大局”但切合學科實際的科學研究態度，這在當時的政治曆史語境下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編者曾謙遜的表示：“《中國電影發展史》是關於中國電影曆史情況的第一份調查報告……目的還在於引起我國電影工作者和廣大讀者對於中國電影史研究工作的興趣和注意。”[14]然而，就對中國電影史亦或更廣泛的層麵而言，著作的價值與意義已經遠遠不是如此簡單了。作為開創性的工作，《中國電影發展史》無疑是中國電影史研究道路上承上啟下的裏程碑。盡管如此，除了在曆史觀念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外，《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研究還留下了不少遺憾。其一，由於大躍進開始，中國電影發展史研究的節奏受到影響，急於出成果，否則，原本的史料考證工作還可以做得再細致充分一些。如果當時能夠再多幾年時間，文革開始後艱辛搜集來的電影資料被沒收的遺憾可能就會更小一點。如今，這些建國時通過國家行政資源搜集到的可能已永遠無法找回的資料就成了中國電影史研究工作者永恒的傷痛。其二，在《中國電影發展史》最初的設計規劃中，一開始還有解放後的部分，準備從 1949 年寫到 1959 年[15]，因為各種原因也放棄了，剩下的未竟事業，在中國電影史後來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修訂、彌補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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