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具體撰寫工作是從1958年開始的，而“正式動筆之前肯定要有一個詳細而完整的大綱。”[10]於是，程季華將給蘇聯大百科全書寫的那份“中國電影史寫作大綱”經過反複修改後向夏衍、蔡楚生做了彙報。夏衍在肯定研究工作的意義和前期對材料的充分研究後談到了對中國電影史進行分期的問題，指出：“中國電影史的分期應該以中國電影的曆史發展實際為準，不套用國外的分期方法是對的，你現在采用的分期方法和章節的安排，據我看是既符合中國電影曆史發展的實際，也符合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文化發展的分期原則。我以為中國電影曆史的分期，可以就這樣肯定下來。你把解放區電影專門辟為一章，這個作法很好，也可以肯定下來。”[11]對此，《中國電影發展史》的執筆者李少白也回憶道：“書中的思想、觀點，大至對曆史時期的看法，小至對一位人物、一部作品的評價……是當時文藝界領導層的共識，而其思想的根子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①①該文為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程季華的曆史分期吻合了《新民主主義論》，而該文作為當時電影官方參照的重要指導性文件再次得到強調，對《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編撰直接起了觀念引導和指導史述實踐的作用。
在考量了《中國電影發展史》成書的複雜曆史政治背景後，我們可以對其成型的史學觀念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首先，《中國電影發展史》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按照毛澤東對於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戰線的鬥爭分析，注重進步與落後文化的定性判斷，把握進步文化戰勝落後文化的坎坷曆史進程，強調進步文化最終勝利的必然。其次，由於積極借鑒吸收了以薩杜爾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史學的傑出成果，其研究至少在研究主體層麵體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綜合曆史觀基本思想一定程度的吸收，有意將電影視作一種包含藝術、技術、工業、文化、政治等多向度的複合綜合體進行研究。[12]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有限地融入了西方曆史學的背景中。
在總體曆史觀的指導下，《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電影史觀在其論述中旗幟鮮明的表達出來：指出“為社會主義、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而鬥爭的進步電影文化的發生、發展與壯大及其與帝國主義的和一切反動的電影文化之間的鬥爭，這就是世界電影曆史發展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的、進步的電影文化在鬥爭中必將越來越強大，直到最後完全戰勝腐朽的反動的電影文化。”而同時，“電影的曆史發展，雖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規律，但是歸根結底，它也仍然是社會階級鬥爭的一種特殊反映，所以它也不能脫離這個一般的曆史發展的基本規律。”[13]在這裏，研究者將電影曆史置於一種預置的、先驗的結論下，從而使整體的中國電影曆史更多的不是由史實自動呈現出的，而是一個被“證明”的過程。
在曆史研究方法上，雖然延自薩杜爾的蘭克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我國傳統史學的中的重“考據”和“以史帶論”傳統得以結合，展現出《中國電影發展史》在浩繁史料中艱辛求證、考據史實的艱苦跋涉後的流暢敘事，為後世清晰勾勒出了中國電影自傳入誕生始至1949年新中國建立時的完整風貌。然而，由於曆史觀與電影史觀的時代局限，為了配合對於先驗、預置曆史結論的“證明”，在部分史實考證、表述、評價定性上就存在了些許牽強刻意的成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著作的科學研究價值。
由此，《中國電影發展史》在當時的曆史觀、電影史觀和研究方法所形成的整體範式下，展開了具體的研究表述，也形成了源自《中國電影發展史》的研究架構範式，這種研究架構範式重點就體現在章節安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