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過去時代的“證言”，“傷痕文學”無疑真實記錄了那一時代的個人血淚，是認真的、真實的書寫。從《傷痕》到《紫禁女》，間或由於“傷痕文學”的社會控訴和社會表達，一種弱者對過去個人經曆的時代悲劇的訴情姿態，一種經曆我者和他者角色轉換的溫婉而感傷的語調，令人思慮彷徨。我要告訴我的那些沒有閱讀過《傷痕》和《紫禁女》的朋友們，在當今中國，無論是批評還是讚譽，總有那麼一類文學，以其記錄的真實情感、生活與經驗的曆史、現實，而吸引我們的目光、攫住我們的心靈，打動已經許久不曾震憾的靈魂。畢竟我們沒有經曆那個時代，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不去理解那個時代。
無論是早期的“傷痕小說”《傷痕》還是晚期的《紫禁女》，大多把上山下鄉運動看作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作品中充溢著往昔歲月中苦難悲慘的轉折人生，醜惡嘴臉、相互欺騙，欺詐傾軋，相互利用，以及對於人類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調基本是一種憤懣不平心緒的宣泄。“表現中國在動亂之中的巨大災難，表現道德良心在悲劇時代裏的淪喪，表現青春、生命在非常時期內所遭到的淩辱與毀滅，表現愛的痛苦與失落，表現人的非人遭遇”，這成了今天文學書寫的神聖使命和責任擔當。這種濃重的傷感情緒，充斥著經曆過這個時代悲劇和沒有經曆這個時代悲劇的人，使他們（她們）對當下和未來產生迷惘，失落，苦悶和彷徨。這種感傷情緒在後來的“反思文學”中得以深化，轉為帶著對個人、對社會、對人生、對未來深刻思索的有意識的追求和奮進。於是有一部分覺醒，不再沉淪，他們（她們）將一場神聖與荒謬雜糅的運動不隻簡單歸咎於社會、政治，同時也開始探討個人悲劇與整個大社會大文化地理背景的聯係，從而獲得一種在另外地理土壤對特殊文學命題根基於特殊地理土壤的理性分析。
作為一個小說家，嚴歌苓探索政治嚴酷高壓下知識分子的精神境遇，有意規避權威話語，有意逃離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轉而反思知識分子的人格特質與精神際遇。曆史反思一旦離開了國家、民族與政治等宏觀意義上的關照，陸焉識的命運反思就會變得孤立，削弱了文學的審美價值。[21]《陸犯焉識》中政治與人生的互滲，體現政治製衡下日常生活、平常人生的執拗，體現曆史的衝動與情感糾扯，實際上是大曆史與小情感的糾纏不清。男女主人公——陸焉識與馮婉喻被囚禁的自由與遭阻斷的情愛，反映了自由與情愛的雙重悖謬，他們的愛情是一種空缺情愛和想象滿足。[22]而作為小說的延續，《歸來》則立體型呈現了一種銀幕傷痕，書寫的曆史“失憶”[23]，是後來人銘刻前人所經曆時代的傷痕。
（二）過去，當下和未來
“文革”對整個中國社會的破壞，最可怕的還是在於當今人們的思想、精神和心靈上種下無法抹去的過去的傷痕，時刻生活和苑囿於一種過去的慘痛記憶中。“文革”題材在很大程度上給了作家本質上挖掘文學人性、文學內心的空間。“傷痕文學”的文化取值，政治選擇與民眾期望高度一致，文學言說與政治言說一致，這是不爭的事實。隨著時代和曆史的反思，也許文學主題將進一步發酵，進一步升華。無論當初的爭論如何在肯定與否定中輾轉，在審美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文化體製之中，它雖然力圖掙脫，但在實際上仍不可避免地帶有舊的曆史印跡。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時代的代價不可能總是以同樣的單向思維思考問題，它必須坦然麵對過去，坦然麵對未來，它必須從多方域和利益平衡角度來整體思考。這段曆史在一個方麵使那一代人失去了許多，也許會在另外的地方給那一代人補償。這就是生活的辯證法！
或許對許多“他者”來說，“文革”如一場夢魘，醒來之後依然無法抹去記憶傷痛。既然無法逃避現實既定的尖銳，也不能死守現實主義的光明結局，不如大膽地踏入曆史的縱深地帶，去看整個曆史悲劇所造成的痛苦人生個案，去宣泄整個悲劇時代裏個體人壓在心底的悲劇情感。以真實作為旗幟，以十年浩劫作為重新反思這個主題的地理土壤，與其說文學在想象，不如說文學在記實，在發酵。而在這不重想象重紀實的現實主義複歸文藝思潮中，“傷痕文學”無疑處於源初。“傷痕文學”既是一個個普通人在“文革”環境中心靈創傷的記錄，也是新時代中國文學重新出發的起點。當然，要記住過去，更重要的坦然珍惜當下，充滿信心地麵向未來！逝者如斯俱往矣，何為之止於幸福，不讓我們的後代再重複和經曆前輩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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