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過我國台灣學者龍應台寫的一篇題為“如果你為四郎哭泣”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作者以幾次陪父親看京劇《四郎探母》為線索，回答了“文化為什麼重要”這個被學者們討論過無數次的問題。在文章的最後，作者寫道：文化使孤獨的個人為自己說不出的痛苦找到了解釋和定義；使孤立的個人打開深鎖自己的門，走出去，找到同類i使個體認識到他的經驗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體的經驗，自己的痛苦和喜悅，是一個可以與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悅，孤立的個人因此而產生歸屬感。實際上，如果脫離開對文化的考慮，有效的管理就可能是一句空話。下麵就結合近年來的研究，談談管理中的文化問題。
文化與管理者的思維方式
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Nisbett提出的思維地緣學，用地理決定論的觀點來看待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維差異。在他的影響下，學者們常常用辯證思維來描述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用邏輯思維或者分析思維來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歐美人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看來，中國人的辯證思維包含著三個原理：變化論、矛盾論及中和論。變化論從世界的變化性出發，認為世界永遠處於變化之中，沒有永恒的對與錯；矛盾論則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對立麵組成的矛盾統一體，沒有矛盾就沒有事物本身；中和論則體現在中庸之道上，認為任何事物存在著適度的合理性。對中國人來說，“中庸之道”，經過數千年的曆史積澱，甚至內化成了中國人的性格特征。魯迅先生曾對此加以評價：“中國人的性格總是喜歡調和的、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必須在這裏開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但如果你主張將屋子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可行。”與中國人的辯證思維不同，西方人的思維是一種邏輯思維。這種思維強調世界的統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認為事物的本質不會發生變化；相信—個命題不可能同時對或錯，要麼對，要麼錯，無中間性。在研究者看來，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從本質上反映了文化影響的結果。
理解東西方人不同的思維方式對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以往的研究和實踐中，中國人的人力資源管理者總是以外國所謂成型的研究工具為基礎，尤其喜歡用梅一比類型指標(Myers-Brlggs Type Indlcators簡稱MBT工)來分析思維方式的影響。該理論把管理者的思維風格從感覺一直覺、思維一情感、判斷一知覺以及內向一外向四個維度分成了16種風格，每一種風格都對應著特定的行為方式。梅一比類型指標的提出者相信他們的理論在所有的國家都是適用的。但是，用這一理論框架理解中國人的時候，問題很快就出現了。正如我們在前麵剛剛講到的那樣，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這兩種不同的思維係統裏，人們的思維方式從分類和整合等各方麵都是不同的。
中國人思維方式分析
相關研究表明，中國人並不像西方人那樣對事物做出很細的分類，中國人喜歡從大的方麵入手，概括生越高越好，比如用陰陽的觀點看待世界的構成就是這種思維的集中表現。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進步的研究發現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具有辯證性，這種辯證性主要通過聯係、變化和矛盾的觀念體現出來。
中國人思維方式的聯係性主要表現在中國人看問題的時候喜歡把問題和情境結合在一起，不會單獨考慮問題中個人的影響，我們把中國人的這種特性稱為“場”依賴性，離開了對情境的把握，我們就很難理解問題的本質。心理學家曾經用“棒框實驗”(Rod-and-Frame)證明了中國人的這種思維特性，在完成實驗中的判斷任務的時候，中國人的成績(判斷的誤差角度大小)要比美國人差一些，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把判斷目標和背景當作一個整體，而美國人則會從背景中把判斷任務分離出來。正是因為我們善於用聯係的觀點看問題，我們了解個人的時候總是想盡可能的全麵。組織部門在考核和任用幹部的時候，要征求各方麵的意見，不僅要看他的工作能力，也可能關注他工作以外的事情。甚至在許多時候，這些背景性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研究證明，美國人在問題麵前，首先強調個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作用。在處理客體時，他們會從背景中把該客體分離出來，並著重分析客體本身的特性，而不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它與其他事物的聯係之上。有人用“文化差異的內隱理論”對這種差異加以解釋，認為文化差異以內隱的方式影響人們對行為信息的表征與編碼。也就是說，文化差異以無意識的形式對人們的心理與行為產生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