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傷痕文學”思潮：文學的政治體製化
賀仲明在《從控訴到反思——重論1980年代初文學思潮》中談論了文學史對1980年代初文學思潮定位與評價，“過往的文學史，囿於政治論爭中對八十年代初文藝思潮的簡單界定，沿用‘傷痕文學’或‘暴露文學’。而將劉心武的《班主任》作為新時期標誌性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緣於批評界有意無意的‘誤讀'，是緣於文學史建設的需要。”他認為，考慮到文學史的清晰性和周密性，應將文革後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籠統定義為“控訴型文學”——“政治控訴”。但他馬上指出，這種“政治控訴”是在“政治體製的規約”中進行的。與之對應的，陳思和在《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指出，“八十年代初中國作家的知識分子主體意識得以恢複”，而在賀仲明看來，這種“主體意識”是被閹割的——被政治體製化了的，沒有擺脫“十七年”及“文革”時政治對文學的管製，正如他所說“雖然家們在文學的主體性上苦苦追求，在題材、創作手法等方麵也取得了相當的突破，但作家們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實質上並沒有改變‘十七年’的狀況，仍舊作是一種捆綁式的依附關係。”
（二）“傷痕文學”思潮：主體性的回歸
《新時期爭鳴作品叢書》中選編的爭鳴作品《公開的情書》以公開情書的形式，反映七十年代初的社會現實和青年的精神生活。其中懷抱理想卻難酬壯誌的青年“老久”給純真可愛，並同樣充滿理想與希望的女青年“真真”的信中這樣說道，“人類生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值得看輕和抱怨。它們都會在整個過程中顯示出自己的意義。”作品中以此為例的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宣言難以計數，成長並成熟於新時期的中國青年對這個時代是抱有憧憬的，他們呼喚新時代的到來——自由、民主、獨立。從揭露社會主義黨內分子貪汙腐敗黑暗現實的《飛天》，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人性反思的《苦戀》，呼喚人性和人道主義的《公開的情書》等的曆史命運就不難看出，作為“新時期”首當其衝的文藝思潮的傷痕文學，並沒有真正恢複作家創作的主體性地位。但起碼，有人已經為此做著努力了。陳曉明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作了較為中肯的評價，“‘傷痕文學’並不完全是中國作家的自覺意識的產物，他們是在被給定的曆史語境中思考，但他們也在努力給出自己的思考。這就決定了在後來的曆史變動中，他們的思想從這些起源逐漸剝離，開始獲得更加具有主體性的曆史起點。”他指出當時的創作主體分為兩類，一類就是上麵提到的異質創作的冒險主體，另一類就是意識形態的反思曆史主體。很顯然，前者較之後者，顯現出更為明顯而強烈的主體性。後者也就是大多數作家保持了一種“審慎”的態度，“他們與新時期正在建構的曆史保持了協調的同步。”以劉心武的《班主任》為例，由它從初稿、定稿再到正式發表的修改情況可以看出作家為了迎合意識形態需要而自覺放棄主體性的現象。《班主任》結尾時寫到，“他感到，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愛我們親愛的祖國。想到她的未來，想到她的光明前景，想到本世紀結束、下世紀開始時，‘四化’初具規模的迷人境界……他所培養的，不要說隻是一些學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國的未來，是使中華民族在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強盛地延續下去，發展下去，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未來。”正式發表的《傷痕》與原稿相比，曾做過16處的修改，為的就是在作品中反映出被治療者重建對未來的希望。比如開頭中的環境描寫把“除夕夜裏，車窗外什麼也看不見”改成了“遠的近的，紅的白的，五彩繽紛的燈火在窗外時隱時現”，“車上一對回滬探親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極興奮地侃侃而談”改成“極興奮地談著工作與學習，談著抓綱治國，一年來的形勢”，結尾為了突出王曉華的傷痕已經治愈，特意改成了有“亮色”的描寫“夜，是靜靜地，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湧。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來石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今中外都司空見慣，而現象背後的本質有著驚人的一致，“政治權威對作家主體性的閹割”“愚民教育”。而在文化體製一體化的新時期，畢竟從“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的文化專製中托生出來，在思想解放運動的號召下，知識分子主觀情感迫切渴望恢複“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啟蒙”傳統，在創作實踐中探索，最後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幅和政治話語權威相妥協的場景，對黨和社會主義無怨無悔的“忠誠”和“奉獻”精神是知識分子獲得曆史主體地位的“必要前提”。“傷痕是準確的自我表述，因為傷痕不再是傷痛，它是痊愈之後的證明；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不證明傷痛，而是證明對傷痛的忍耐以及始終超越傷痛的意誌。”這在傷痕文學思潮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表現的都極為明顯，張賢亮的《綠化樹》，戴厚英的《人啊，人》都企圖塑造一種在動亂年代和艱苦環境中對黨忠誠不渝的艱苦卓絕的鋼鐵硬漢形象。近年來，像李楊這樣借助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關切和重新思考中國文學的思維模式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讚同與響應。顯然，單就“傷痕文學”思潮研究這一個案，就可以發現對文學思潮研究已經超越“文學視野”，而擴展跨文化的社會曆史視野，政治視野等綜合視野，這樣多元化的研究對“重回曆史現場”，揭開曆史塵封和刻意遮掩的“文學現實”都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