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傷痕文學”思潮研究綜述
現當代文學
作者：張嬌嬌
摘要：作為特定時期一種文化現象的“傷痕文學”在發生到回憶的曆史隧道裏經過了解說與被解說的文學史過程。本文旨在梳理“傷痕文學”思潮的發展脈絡和曆史命運及其內在規律，特別要整理並揭示以李楊、程光偉為代表的“重返八十年代”與“傷痕文學”的關係，從而準確定位這一特殊時期的特殊文學思潮。
關鍵詞：傷痕文學；現實主義；主體性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3）-35-0-02
一個開放的、進步的國家和集體，不僅當允許多種聲音，甚至是對立聲音的存在，更當公正客觀地“書寫”。從程光偉和李楊等人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文學活動，以及《遼寧日報》分專欄興起的“重估中國當代文學”的嚐試中，我們八零年代後出生的一代，終於在主流敘述之外聽到了一次多聲部的“畫外音”。我們這一代人永遠無法用大寫的“我們”去談論風風火火的八十年代，這樣一種曆史的集體缺席，更讓我們對曆史與文化的真實麵貌缺乏整體全麵的認識。
新時期首當其衝的一個文藝思潮，“傷痕文學”思潮，被寫入文學史，編入文學體製。說起文學製度的構成要素，有文藝政策、文藝鬥爭、作家協會、文學聯合會、文學出版、文學評獎、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而這些要素在中國當代的“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期間的根本職能都是“為政治服務”，接續這兩個曆史時期的是“新時期”，是否擺脫了這種文學被政治束縛的“怪圈”，不妨從這些文學製度構成因素投射在“傷痕文學”思潮這一視角做簡單點評。因此，本文主旨在從新時期以來文學史對“傷痕文學”思潮的界定與近幾年來，以李楊為代表的“重回八十年代——傷痕文學思潮”對“傷痕文學”思潮的重新評價兩種聲音出發，在這兩種主要話語體係的對比中重訪曆史，啟發讀者“曆史的闡釋”可以有更多可能性，無論能否回到曆史現場，我們都應當而且必須獨立思考，挖掘本源，力求客觀評價曆史書頁中的文學思潮。
一、“傷痕文學”思潮：文學史書寫
縱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國當代文學史書寫，不難發現，“傷痕文學”思潮的研究或一筆帶過，輕描淡寫；或止於對表麵現象的簡單摹寫，未對思潮的成因、發展及迅速消失的原因作深入挖掘。這種史料的堆砌或歪曲造成的直接後果，使成長並成熟於九十年代的人無法了解到“傷痕文學”思潮背後的曆史真實和文學社會價值，顯然，這樣的書寫是不負責任的。時過境遷，隨著諸如陳曉明等評論家以超越曆史的立場，對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學思潮重新研究與反思，我們看到一部部以嶄新麵貌出現的“當代文學思潮史”，它們試圖從文學思潮的興起、發展及消失的成因與運作機製出發，揭開曆史的麵紗，還文學史中被遮掩的人和事一個公正的評定。鼓且不論這些努力的文學史意義，單就其為曆史做出更深入和公正的闡釋，就令人敬佩和發人深省。
早在1985年，“傷痕文學”思潮偃旗息四年左右，郭誌剛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雖將其評價為，“報導著一個新時期創作高潮正洶湧而來”，但卻未列出專章對“傷痕文學”思潮做詳盡研究。“傷痕文學”作品也隻是作為單個作品來做評價，而非將其作為“思潮”個案做症候式的研究。這種刻意一帶而過的記錄方式無獨有偶地出現在朱寨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中。這樣的文學史的書寫方式顯然與1979-1981年間，“傷痕文學”作品在中國文學界形成的繁榮景象及“傷痕文學”思潮所引起的社會影響互成悖謬的，這一點還有待於深究。
張器友在《現當代文學思潮散論》中，認定“‘傷痕文學’既是現實主義思潮複蘇的標誌，同時也是新時期人道主義激情複蘇的標誌。”，並舉出《班主任》“救救孩子”的呼聲；《傷痕》揭出對人性的扭曲，倫理道德的淪喪，呼喚人性；《人到中年》、《高山下的花環》，頌揚人的崇高精神並重視人的價值。當時對“傷痕文學”思潮的研究既沒有揭出其曆史反思的局限性——單純對四人幫的批判與揭露，更沒有挖掘這場思潮興起與發展乃至最後消失的操作機製。這一點吳秀明在《當代中國文學六十年》中明確指出了：“‘傷痕文學’按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對‘文革’十年四人幫對人民造成的肉體和精神的損害進行了控訴。這就證明，真正‘現實主義思潮’的複蘇還沒有開始，隻是已經開始擺脫‘文革模式’，艱難嚐試中。”
二、新時期以來，“傷痕文學思潮”的再讀
談到“回到八十年代文學現場”的問題，程光偉和李楊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學術專欄是繞不開的。他們在《當代作家評論》發表的《重返八十年代》提出了這一專欄的要旨和任務，即“通過重新理解八十年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讀解當下中國的文學與政治的關係，進而思考文學的位置和意義。”可以這樣說，他們的這次挖掘和研究正是許多研究者和理論批評家一直在潛心所做的事情，隻有揭開八十年代政治權威下主流意識形態對文學的規約，才能提升我們思考的深度，拓寬思想的維度。從哲學、社會學等角度跨學科地研究文學，無疑會為許多曆時性的懸而未決的文學問題的解決提供一種嚴謹、科學的思維方式和多維度的知識結構。劉賓雁曾經說過，“有這麼一個國家，統治者把一部曆史變成謎語，來訓練子民的智力。在近幾十年中，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能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藏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長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當然，他是作為個人對曆史與個人的關係作出的感性傾訴，更理性一些的答案還有待於繼續研究和探索。慶幸的是，經過對過去文學史和文學評論研究的梳理，許多前人研究已涉及到八十年代政治話語對文學的規約；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已經有許多研究者更深入地挖掘和探討這一曆時性的問題——八十年代政治與文學的關係。以新時期初期首先登上文學曆史舞台的“傷痕文學”思潮為個案，呈現研究者的研究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