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小說不屬於“文以載道”的範疇，不僅僅因為她的創作形式上追求完美的技巧，使這“巧妙的技術”幾近成為“一種迷人的奢侈”；同時也決定於張愛玲小說的取材，即文學內容的選取角度。張愛玲曾在《自己的文章》（為回複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而作）中提到：“我用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衝突那種寫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但我以為，文學的主題或者可以改進一下。寫小說應該是個故事，讓故事自身去說明，比擬定了主題去編故事要好些……現代文學作品和過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在這一點上，不再那麼強調主題，卻是讓故事自身給它所能給的，而讓讀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很顯然，這是張愛玲明確提出的反“文以載道”而為的有力證明。她在《寫什麼》中又提到在文學創作中，主題即立意與文章本身的順序問題。她認為小說的創作“不能先有個存心”，這與“文以載道”先有“道”，為闡明“道”而尋求適當的“文”來承載有著本質的不同。
然而張愛玲的這種文學創作在當時的社會曆史環境下是一個“傳奇”。事實上，“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從來就是和政治浪潮配在一起，因果難分。五四時代的文學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學——階級鬥爭；抗戰時期——同仇敵愾。抗敵救亡，理所應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做是離譜，旁門左道，極為正統所不容，也引不起讀者的注意。這是一種不無缺陷的好傳統，好處是與祖國命運息息相關，隨著時代亦步亦趨，如影隨形；短處是無形中大大減削了文學的領地，譬如建築，隻有堂皇的廳堂樓閣，沒有回廊別院，池台競勝，曲徑通幽。……偌大的文壇，哪個階級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日本侵略者和汪精衛政府把新文學傳統一刀切斷了，隻要不反對他們，有點文學藝術粉飾太平，求之不得。給他們什麼，當然是毫不計較的。天高皇帝遠，這就給張愛玲提供了大顯身手的舞台，抗戰勝利以後，兵荒馬亂，劍拔弩張，文學本身已經成為可有可無，更沒有曹七巧，流蘇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新時期文學。
三、新時期的文學——百花齊放
新時期文學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麵，既有承傳“文以載道”的創作傳統的，也不乏追求文本自身完美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學的商業化，人民對文化娛樂的要求的提高，對文本自身完美的追求是不可避免的。文本的創作更注重文字的優美，辭藻的豔麗，甚至強調文本對氣氛的渲染以及使讀者獲得的美感。這大多出現在女性文學中。王安憶曾對“氣氛”做出過詳細準確的表述：
“氣氛是彌漫在事件，情節，人物，對話以外的東西。可感卻不可及。可是，她卻在某種程度上，規定了情景，它不但是作料一樣的添加物，而是至關重要，甚至直接關係到故事的講述質量。它是由一些細小的成分形成的：聲音、光線、一個物體的擺放。這些成分不是簡單的直接的產生作用，它們非常微妙的互相配合著，等待著一個恰到好處的時機，然後忽地體現出意義。它們是無法孤立的使用和看待的，隻是在前後左右相互關聯的情形下才有意義。所以說它們的重要，又不是說他們能夠獨立成章，那樣，它們又空泛了。它們和故事的關係是‘皮之不存，毛將安撫’的關係。是從故事的實體上，散發出的空氣，有這空氣和無這空氣，結果是大不相同。”
這種對文學氣氛渲染的強調，一直延續到網絡文學的發展壯大，並且達到了一個高潮。不論是“文以載道”，或是非“文以載道”，本質上都是文本立意的一種表現形式，“文以載道”是存在於中國文學中的一種特殊形式，根源於中國的特殊文化氛圍，它是中國文學創作及理論始終遵循的一條主線，即使文學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重心轉移，事實上，仍然是以“文以載道”為主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創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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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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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趙遐秋：《徐誌摩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