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學之革命
在新文化運動中，無論是小說，散文，還是詩歌的改革，都沒有脫離新文化運動反封建反傳統這一主題。從形式上來說，“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傳統文學格式，”開始“用白話寫作，廣泛吸收運用國外多樣化的文學樣式、手法，促使文學語言和和形式更加適於表現現代生活，接近人民大眾，創造了既與世界文學相連接，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嶄新的現代文學語言和文學形式。”從內容上來說，新文學“體現著現代民主主義，人道主義思想，充溢著覺醒的時代精神。”新文學的轉變，除了在形式和內容上的轉變，更重要的是在文學觀念上的“將‘文以載道’、遊戲消遣等種種傳統文學思想作為封建製度及其思想體係的產物加以否定。表現人生，反映時代的積極的文學思想，成為一般新文學作者的共同傾向。”這種文本重心的轉移，大多有理論上的支持，作品的創作是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完成的，所以我們稱這種文學重心的轉移，是自覺的有意識的文學改革。
（四）特例沈從文
但是無論是周作人，鬱達夫，還是徐誌摩，廢名，在他們自覺的有意識的追求文學自身的唯美的同時，都“得益於古典文學的修養”。這使得這些作家在有意識的反傳統的同時也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受到傳統色影響。與這些作家不同，沈從文是一個很少受到中國古典文學影響的作家。“從文沒有受過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他的語文能力完全是自學的。在他的早年，中國的傳統給他的影響不大。……各種各樣單純、質樸、粗野、愚昧的人與事，用一種直率而古樸，簡單而俚俗的語言文字勾勒出來，他的幾種主要作品，有很豐富的現實性。他的文體，沒有學院氣，或書生氣，不是語文修養的產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經驗的錄音。”沈從文沒有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也正因此，沈從文的文章裏，不具備“文以載道”的特性。
二、小說對技巧的追求與完善——傳奇張愛玲
在所有的文體當中，最不利於成為“道”的載體的，當屬小說。這與小說的產生發展及表達方式等有密不可分的聯係。小說的產生源於城市文化發展、市民階層的出現。社會需要大量俗文學以滿足下層普通人群而不是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娛樂需要，這就奠定了從魏晉開始的小說始終具有“俗”文學的基調。它不是滿足士大夫闡述政治觀點的工具，也不是學者表達哲學思想的手段，小說刻畫人物、講述故事情節的特點使得它更貼近與文學本身。小說藝術的完善，是通過對人物的塑造，情節的描畫，同時也是通過對文學技巧的完善來達到的。文學技巧在以“文以載道”為根本的文學形式中一向被“抱有鄙夷的態度”。其實“哪一種主義也好，倘沒有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而犀利的觀察，熟練的文字技能，活潑豐富的想象，決不能產生一種像樣的作品。”從本質上說，文本形式與立意（內容）的重心轉移，實際上就是對文本自身的文學技巧的追求和對文本立意（內容）的追求的轉變。但凡對文學自身形式的唯美追求中，必然有對文學技巧的追求和完善。提到文學，尤其是小說的寫作技巧，我們不能不提到張愛玲。
張愛玲的小說其藝術之圓熟，語言之精美，堪稱一絕。常使人有“美文鋪地，玉珠滿盤”之感。她的小說“精工繪製，迷蒙意象，似古實雅，美絕如初出升日的文筆……沒有采用冗長的獨白和繁瑣的解剖，而是利用了暗示，把動作、語言、心理三者打成一片，而是輕描淡寫的嗬出一片蒼涼的氣氛和風格”。
著名的現代文學評論家傅雷先生在1944年發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中對張愛玲的技巧作過詳細的分析和評述。“微妙尷尬的局麵，始終是作者最擅長的一手。時代，階級，教育，利害觀念完全不同的人相處在一處時所有曖昧含糊的情景，沒有人比她傳達的更真切，各種心理互相摸索，摩擦，進攻，閃避，顯得那麼自然而有風趣，好似古典舞中一邊擺著架勢（Figure），一邊交換著舞伴那樣輕盈，瀟灑，熨帖。《封鎖》與《青年的時候》中細膩，嬌嫩的氣息”是“作品全部的魅力”。傅雷在這篇評論中對張愛玲的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完美的寫作技巧做出了恰當的界定，他說：“……給人的印象，仿佛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而非哥特式大寺的一角”。他的這篇評論成為後來張愛玲評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