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翼文學”的崛起與“自由文學”的沒落
中國左翼文學聯盟的成立，是對五四文學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在應對蔣介石的白色恐怖麵前有許多困難，但是左翼作家沒有被困難嚇倒。魯迅在他的《野草》中有這樣的句子：“是的，我隻得走了。況且還有聲音常在前麵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腳早已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這是那個年代的真實寫照和曆史反映，也是他自己內心的聲音，這實際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寫照，持之以恒，進之以猛，把堅守貫穿於生命的整個曆程。在《孤獨者》中，同樣是魯迅自己生存空間的縮影，之所以取名《孤獨者》就是在堅守的旅途中，孤獨寂寞罷了，在改造中國麻木無知的人性過程中，卻沒有人響應，但是魯迅沒有因此停下腳步，繼續堅持自己對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這是時代的需要和曆史的需要。
在民族危難的時刻，時代的召喚和曆史的需要遠遠壓倒了自由主義的聲音，在曆史的發展潮流中左翼文學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自由主義文學，成為時代的最強音。而此時的自由主義者仍然希望通過改良的方式來尋求中國的出路。胡適欣羨美國的自由憲政，試圖在中國推行現代自由、民主的社會製度，為此他甘願做政府的評論員和監督員，立足於上層，試圖對中國的政治體製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在內憂外患的時代，中國走改良的道理始終是不現實的，所以在曆史的洪流中，自由主義就被時代的強音給淹沒了，退出了曆史舞台。
總之，20世紀的知識分子在中國複雜多變的國情下，主要形成了以魯迅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家，他們在為整個國家的前途擔心，為救亡圖存勞碌奔波，他們的生存時刻受到白色恐怖的襲擊，生存空間是受到極大限製的，不管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物質上，都受到極大的挑戰，社會的曆史變遷就是他們生存空間的曆史變遷。而以胡適為主的自由主義作家，更多的是傾向自己內心的表達和對自由主義、對文學本身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生存空間則是與世間有著一定的距離的。不管是以魯迅為主的現實主義作家還是以胡適為主的自由主義作家，對我們當代的知識分子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和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
[2]魯迅《魯迅選集》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
[3]陳其泰.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範式[J]. 史學集刊，2005，（3）
[4]盧煒. 論胡適的人學觀[J]. 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5]焦雨虹. 胡適的“接受史”[J]. 江淮論壇，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