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名昭著”
和圓明園畫家村不同，東村的藝術青年不怎麼畫畫，左小祖咒回憶：“（圓明園）比我們開始得早，影響也比我們大，於是我們就想，一定要跟他們較勁，就是幹不一樣的事情。”
“不一樣的事情”主要是行為藝術。於是村民看到這些無業青年裸體、自虐、扮女裝、搞搖滾、大呼小叫……攝影師榮榮看起來是最正常的人。房東勸誡榮榮，遠離那些“壞人”。榮榮的興趣卻是記錄他們。他告訴妹妹：“我想拍我們，拍我們這裏的生活，所有‘流浪’的人。”
流浪和藝術都令村民們不安。他們看見張洹塗滿蜂蜜和魚內髒，坐在肮髒的公共廁所裏，讓蒼蠅爬滿自己的身體，這是他的作品《12平方米》；另一個作品《65公斤》是用鐵鏈把自己捆在房梁上，讓兩名醫生將自己的血緩慢抽出，滴落在加熱的器皿中，發出腥味。
馬六明的“跨性別表演”同樣令世俗不理解。1994年6月，馬六明策劃了一個行為藝術，名為《芬·馬六明的午餐》，他化了女妝，渾身赤裸，把土豆、樹葉、手表、耳環一起放在鍋裏烹飪。表演結束後不久，朝陽區公安分局的人把在場的所有人押上警車，全部帶走。張洹、榮榮等幾個人碰巧出去吃飯，逃過一劫。
警察將幾個藝術青年的住所貼上封條，罰了他們的房東一千元，警告他們不要把房子租給“畫畫的”。
榮榮在給妹妹的信裏描述警察和村民們一起查抄出租房的情景：“警察來了我們的院子，用手電筒一直往我們的院子裏照，看到我床頭一張照片，很是詫異，大聲嚷：你們瞅那張！那人幹嗎把頭頂著牆壁！嚇！”當時榮榮不敢回去，這都是房東轉告他的。
此後，東村藝術家們陸續遷出，但藝術上的合作和互動使他們繼續作為一個藝術群體存在了一些日子。
馬六明的二哥告訴藝術批評家栗憲庭，警察局請北京畫院和中央美院的專家做了鑒定，結論是：“馬六明的行為涉嫌黃色活動。”栗憲庭當即給警察局寫信，表示“六明和朱冥的作品不涉及任何黃色內容……所有行為全部是在自己的工作室和工作室的院子內小範圍進行的，參觀者均是批評家、藝術家和其他文化圈子的人”。他還給鄧小平的大女兒、中央美院中國畫係的師姐鄧林寫信求救：“他們一無工作，行為作品又不能有商業價值，這種精神常使我感動……”兩封信石沉大海。幾個月後馬六明和朱冥被釋放。
村民和警察不理解這些東村藝術青年，即便是在其他藝術家眼中，他們也像一群異端。“我們在北京的藝術圈裏是臭名昭著的。”
榮榮說。凱倫·史密斯也看到了這種分歧：“在藝術家和藝術家中間有很多的衝突，有人認為‘做行為’亂七八糟的，也不是藝術。一旦有這個衝突，另一部分人（指做行為藝術的人）就更極端。”
1994年末，凱倫·史密斯過生日，徐冰、王廣義、栗憲庭等都參加了，東村的年輕人也去，張洹舉著一口燃燒頭發的鍋和馬六明一唱一和地跳舞，蒼鑫忽然把蛋糕拋向人群。歡樂的氣氛戛然而止，有人想揍蒼鑫，他被榮榮拉走了。
“那個時候沒有空間、沒有畫廊、沒有藝術雜誌，你怎麼樣讓人知道你是藝術家？他們當時沒有別的辦法，就是要讓人注意到自己。”二十年後，凱倫·史密斯回憶起那場生日宴這樣說：“藝術圈子特別小，（最有話語權的）就是栗憲庭、高名潞、黃專這幾個人。在北京，如果你要成功，必須得讓老栗（栗憲庭）知道你。如果他不知道你，他（對作品）沒有什麼反應，那麼藝術家特別難受。”
左小祖咒的回憶裏暗示著某種競爭氣氛。
張洹曾在一次展覽開始前表演行為藝術《流淚的天使》，導致展覽未開始就關閉，左小祖咒這樣寫道：“大家眼睜睜地看著張洹出了風頭。”
但榮榮堅信東村歲月是純粹的。在新書的讀者交流會上，他飽含深情地回憶：“那時不涉及收藏，也沒有買賣，隻是想把心上的東西表達出來。”
關於往事的幾千個版本
盡管飽受批評，巫鴻卻給了東村藝術群很高評價。他認為1990年代藝術村的藝術家往往缺乏共同的藝術主張，但東村是一個例外，不同類型的藝術家在相互刺激，左小祖咒做搖滾和寫詩、孔布策劃和寫評論、榮榮攝影，其他人做行為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