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東四環上，有個叫“大山莊”的公交車站，來往行人匆匆而過，無暇深究地名裏“大山”與“村莊”的去處，更無從想象，這裏與中國當代藝術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大山莊”曾經是個小村子，還沒有四環路的時候，它坐落在東三環外，和燕莎近在咫尺、兩兩相望，村民撿破爛為生，環境髒亂差。窮意味著房價低廉，但靠近鬧市又讓居民們不致與世隔絕，因此這裏在1993年前後成為北漂藝術青年的聚居地。藝術家們把村莊重新命名為“東村”。
東村是中國實驗藝術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對普通人來說，它像是從未存在過。
1994年6月以後，藝術家們受外力幹涉離開東村，大山莊2002年左右即被拆除。而後是東四環開通，大型商區、高檔住宅拔地而起。現在，那裏是朝陽V姐們搖曳生姿的約會戰場。“東村”已被城市遺忘。
攝影藝術家榮榮留下了一些關於東村的珍貴照片，被藝術史學者巫鴻當做素材，寫成《榮榮的東村》一書。巫鴻曾經試圖用多人的回憶來編織東村曆史，但他發現，那樣會變成一個無解的“羅生門”故事。
和垃圾場建立起親密認同
1993年，北漂不是件容易的事。第一個問題就是：租房。全民都是單位人，房子也是單位的，城市裏極少有多餘的房子可以租給外地人。郊區的農民房反倒有自由出租的機會，租價便宜，條件糟糕。
藝術評論家、策展人凱倫·史密斯1990年代初就來到中國，第一時間觀察到了這個京郊的藝術群落。她曾這樣描寫東村：“在大都市的陰影下，很多村民靠拾破爛為生。垃圾堆積在小池塘旁邊，汙染了塘水，夏天發出有害的臭氣。街上的汙水直接排入池塘。落魄的狗兒在房子之間的窄巷中吠叫。人們無目的地張望著，臉上掛著愚昧的空虛神情。”
據說最早搬進這裏的畫家是人到中年在中央美院培訓的王世華，之後陸續搬進來一些央美的學生如張洹，再後來是外地來京的自由藝術家們——或者幹脆說是無業青年。
榮榮就是無業者中的一個。他到北京參加攝影學習班，1993年2月，和喜歡畫畫的妹妹一起以每月80元的房租入住大山莊。他在日記裏寫：“我想：這應該是北京最便宜的房子了。但對我們來說，每月的房租，都快付不起，這裏是朝陽區的垃圾場，收廢品的、民工、無業遊民都住在這裏。我不知道我們以後怎麼在這裏生存下去。”孤獨地生活了五個月，兄妹倆才發現周圍有許多和自己一樣的“藝術流浪者”。
左小祖咒當時以賣打口磁帶為生。他賣磁帶時認識了張洹，張洹邀請他到東村來住，告訴他這裏“又好又便宜”。不久後左小祖咒在城裏住不下去，和音樂夥伴一起搬進大山莊，租了一個200元的獨院。
張洹想出了“東村”這個名字，以向紐約格林威治村的藝術區“東村”致敬；而圓明園畫家村在北京西邊，“東村”亦有分庭抗禮的意思。
飯桌上，左小祖咒等人提了些“綱領”：“誰要畫畫誰就是傻×”、“寫歌有旋律是可恥的”。
張洹做了幾個“北京東村”的牌子，掛在村子各處。榮榮跟著張洹拍照片，一張照片裏，標牌邊上就是性病治療廣告。這些牌子隻存在了一天，很快被村民塗黑或摘除。
巫鴻認為糟糕的環境反而使東村與其他畫家村不同：“東村藝術家與圓明園藝術家和宋莊藝術家的一個重要不同點是他們與他們的環境——一處充斥著垃圾和工業廢棄物的地方——建立起了一種密切的認同關係。他們把自己搬到這個地方看成是自我放逐的行為；貧窮的他們被這個‘如同地獄一般的村子’與北京‘天堂’一般的鬧市區所形成的對比所吸引。這種對比感動了他們：他們這段時間的所有作品都顯示了一種被強烈壓抑的欲望。”
垃圾場中的自由令青年們興奮。至少，這裏能找到同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