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維主要通過三種商業模式的創新來具體實施這一策略。一是將價格體係從原先的橄欖型改為啞鈴型，中低端產品價格往下拉，適應普羅大眾當前低消費的趨勢，重在走量和回收資金；高端產品的消費群對價格不敏感，所以這部分價格維持不變。二是拿55英寸液晶彩電做試點，推行訂購模式，將55英寸液晶彩電的價格定在別人52英寸的價位上，推行先付訂金後交貨的訂款模式，減少庫存對資金的占用。三是主推酷開電視這個新品，既提供電視機硬件，又提供家庭需要的部分娛樂內容，拉升銷售毛利。
格蘭仕老總俞堯昌反向操作思維主要表現在吸納人才方麵，危機來了，別人是在裁員，格蘭仕則是加大力度挖人。格蘭仕在香港、日本等地請了8家獵頭公司，展開全球挖人行動，而且不是一個個地挖，而是一組一組地將人才挖進來。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格蘭仕就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挖人來為格蘭仕服務，迅速提高核心研發能力。
金融危機的加深，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還見不到底。對中國整個製造業來說必將是一個脫胎換骨的疼痛期，是一次蛻變的過程。中國製造業整體來說是不會塌陷的。但對於個體的製造企業卻因不同的境況會有不同的結局，是死是活那全靠企業自身的經營能力了。
2.社會穩定的隱患，
農民工、大學生失業潮
2009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同樣2009年也是中國就業和勞動保障最困難的一年。中央政府製定了8%的經濟增長目標，相對2008年降低了一個百分點，也就是說2009年中國將會有近千萬失業者。因此，最大限度地提高就業率，把失業率控製在4%左右的水平也是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第一要務”。在“兩會”上，就業問題被提升到了民生問題的“第一高度”，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第一議案”和“第一話題”。
如今，雖還不能定義中國已經發生了經濟危機，但在中國經濟困難的背景之下，大學生是一群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人。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在經濟危機之前就已經存在，經濟危機之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加深了，一年比一年嚴峻，大學生的就業人數一年比一年多，而社會能夠提供的工作崗位卻在下降。
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每年保持8%以上的增長速度，中國大學生人數的增長並未完全與經濟增速保持一致。在1999年以前，中國高等院校的招生規模一直維持在一個相對較少的水平，在這一年，國家宣布大規模擴招，建議擴招者聲稱將以此拉動內需，從此中國高校走上學生數量急劇增長之路，幾年間便實現了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上個世紀末，普通高校畢業生人數每年不到100萬人，而目前（2009年）已經達到610萬人。高校擴招的速度大幅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時，原來的一個崗位，現在有兩個、三個人來競爭，短時間內造成畢業生就業緊張的問題，這是客觀原因之一。
另一方麵，中國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過渡到大眾教育後，人們的觀念並未完全發生轉變，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是社會的精英。一些大學畢業生也不把自己當普通的勞動者來看，不願放下身段來主動適應社會分工對不同崗位職位的需要。
預計2009年加入就業的大學生畢業人數會達到610萬人，而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從2008年第四季度開始的企業裁員已經使全國的企業大約失去了300萬個工作崗位。
在經濟困難的背景之下，農民工是另一群容易受到傷害的人。
從2009年的春節之後，大量的農民工沒能返回沿海一代的加工廠，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家鄉，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家鄉找到了工作，或者走上了“創業帶動就業”的道路，而一部分人則失去了工作的機會。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有1100萬農民工沒有找到工作，他們曾經在沿海等地的加工企業工作，這些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屬於“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受到的衝擊最大，農民工在這些行業最可能失去工作。
除了農民工和高校大學生失業問題嚴重外，另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就是大量的高中畢業生特別是農村的高中畢業生占相當大的比例。在以往經濟形勢比較好的年份，大批的農村高中畢業生離校後，可以選擇外出打工。可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每年新增的高中畢業生就沒有了選擇，他們將大量地蝸居祖籍原地。因為這一部分人無論從生理或心理上還不成熟，也沒有一技之長，他們的就業形勢就更是困難。從心理角度說：這一群人正處在青春叛逆期，人生觀還不穩定，如果他們因為沒有工作，對社會穩定將是很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