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仁壽指出，也應看到，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較優勢在弱化。浙江人原來津津樂道的優勢，比如體製活，浙江人精明而勤勞，搞小商品和輕工業特別有效率，等等，有的在改變，有的在弱化。現在，全國各地都在發展民營經濟，而小商品的利潤也越來越薄。浙江要適應這種變化。
從國外情況看，資本流出大的一般都是發達國家。但是，發達國家資本流出多，流入也多。浙江的擔心是外資流入不多。浙江實際利用外資不到50億美元，與江蘇差距很大。浙江為什麼引進外資不多？有人分析其中原因說，一是民資比較豐裕，二是浙江人算得太精，三是浙江本身的產業層次不高、規模偏小。當然也有人認為，以前浙江人對外資的重要性有不同認識，有一種說法是，浙江在吸引外資上“政府急，民間不急”。
張仁壽強調，通過吸引外資提升浙江產業檔次，這一點十分重要，也是“浙江經濟”與“浙江人經濟”之爭帶來的啟示。完全依靠內資提升產業層次，速度不會很快。當然，提升產業層次的問題比較複雜，比如人的問題，浙江人比較適合做小商品，但要真的搞IT業、重化工業、汽車業，是否也能像小商品那樣有競爭力？
同樣的土地麵積，或者同樣的產品總量，如果產生的利潤越來越低，那就沒法遏製資本的外流。而如果隨著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引進大批外資，進而提升浙江的產業層次，創造出新的比較優勢，那麼，對浙江資本大量流出的擔憂就顯得有些多餘。當然，這有賴於不斷優化能夠吸引外資進入的發展環境。
（4）重視徽商提供的啟示
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指出，古徽州的情況是兩頭“在外”，徽商的商業行為與家鄉聯係不大，特別是到後來，連商品也不在當地生產了，徽商與徽州實際上已經脫離關係，徽州僅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從當年徽商的曆史中吸取到這樣的教訓：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與他們保持經濟關係。如果沒有經濟聯係，而外麵賺的錢更多，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回去呢？就比如當年在上海的江浙財閥，大部分就不回去了。
楊建文說，怎樣讓浙商對浙江經濟產生帶動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要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約束小、前景又比較好的產業。浙江必須實現新一輪轉型，改變過去粗放式的生產方式。
楊建文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資金往可賺錢的地方走，這就是浙商與徽商相近的地方。因此，要避免浙商成為當年的徽商，就要不斷創造讓浙商回流的平台。當年的徽州沒有這樣的平台，這是徽商沒有回流的根本原因。當然，要保證這個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產業條件和製度條件，產業要有前景，體製要更有活力，這樣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經濟”和“浙江經濟”很好地結合起來。
葛劍雄認為，徽商的衰落，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變了鹽的配額，鹽商最大的靠山沒有了；也有交通方麵的原因，比如津浦鐵路的開通，運河的漕運就廢掉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開埠後新的商業模式、新的產品的衝擊，而徽商沒有“與時俱進”，沒有開發出新的商品，這樣，原來的市場就慢慢萎縮了。因此，這也是一點啟示，就是要以變應變。比如當年的廣東商人，就是及時吸收了新的商業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貨，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貨店，很多就是廣東人開的。
浙商的特點是，他們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領很強。因此，浙商也不必總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可以到其他地方尋求發展。經濟發展的梯度總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機。浙商應該到更廣闊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尋求更大的發展。
3.長大後的浙商如何發揚地鋪精神
反思地鋪精神長大後的浙商如何發揚“地鋪精神”，可以解讀為降低成本的艱苦奮鬥，也可以理解為拉幫結派的企業“家族化”。這個問題，不僅民營企業存在，國有企業可能更無章法。“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如今諸多聲名顯赫的浙江商人在當年發跡之初的“曾經的生活”，也是今天不少尚未發跡但正在奮鬥的浙江人的現實生活。這是讚歎浙商時用得最頻繁的一句話。無疑，在計劃經濟年代，一大批浙江人離開浙江，在全國各地從事被當地人所不齒的工作。如今浙江許多身價上億的民營企業家，就是從這些人群中冒出來的。當年他們中有些是收破爛的，有些是彈棉花的，有些是補鞋的，有些是打鐵的，但他們從來不以從事這些勞動為恥，善於把握機會，為以後的創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長大後的浙商，如何發揚“地鋪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