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而今許多浙江企業家在感到壓力之時，也意識到另一種機遇的誕生。調整戰略，渡過這一時期，將可以在下一輪競爭中獲得主動權，強化自身優勢。正如有的企業家所說，放緩擴張步伐，而不是消極保全就是一種策略選擇。當一些企業遇到了財務危機，抓住他們急於變現資本的願望，對另一些財務穩健的企業來說也是一種機遇。溫州企業積極籌備上市、聯合組建大型財團等跡象似乎也暗合了這一時期的戰略調整。
這一輪宏觀調控，還讓許多企業家們正在感受適應經濟周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作用。樊綱指出，許多國內企業家缺乏對經濟周期的認識，缺乏風險意識，隻有熟悉經濟規律，企業家在製定發展戰略時才能做到因時而變、因勢而變。
2.昔日徽商是今日浙商的反思樣本
吃苦耐勞，背井離鄉創業，財富與名聲顯赫……如今的浙商與昔日的徽商，似乎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那麼，今天的浙商是否也會像徽商一樣，在家鄉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產業？或許，這樣的擔心過早了一點，因為：一則，世易時移，如今的浙商不可與當年的徽商同日而語；二則，浙商無論在省內還是在省外發展，對全國發展是有利的，對浙江的產業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在探討“浙江經濟”與“浙江人經濟”的話題時，有人冷不丁提出一個疑問：今日浙商會變成昔日徽商嗎？
要真的比較起來，這兩者其實有許多根本性的不同，沒多少可比的。不過，從某種角度看，他們的吃苦耐勞，他們的背井離鄉創業，他們的財富與名聲在全國的顯赫，似乎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那麼接下來的擔心，也就好像順理成章：當年的徽商在外麵是何等富可敵國，然而對他們的家鄉而言，似乎隻帶來了無數雕梁畫棟的宅院，而並無產業上的聯係；那麼，今天的浙商是否也會像徽商一樣，在家鄉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產業？
（1）對區域協調發展有好處
浙江省經濟建設谘詢委員會副主任朱家良認為，沒有必要把“浙江人經濟”的問題看得太重。他甚至不讚成提“浙江人經濟”和“浙江經濟”。“這種提法在理論上是否能夠成立？”他說，首先是要搞清楚資本的跨區域流動與跨國流動有什麼差別，前者涉及區域共同發展的問題。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祥榮則認為，這其實是個利益立場的問題，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還是站在全國看這個問題，還要看企業是為什麼走出去的，是因為環境製約發展而走出去的，還是其他原因。資本本身就具有流動性，企業家總要把資金投向利潤率高的地方，而這對國家而言也是有好處的。
杭州商學院副院長張仁壽說，據他了解，在外的溫州人創造的產值約為560億元，相當於溫州GDP的一半左右。他估計，在外浙江人創造的產值應相當於浙江GDP的20%左右。他認為，從全國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是市場在配置資源。
（2）“浙江人經濟”對浙江總體上有益
張仁壽說，現在就擔心浙商會成為當年的徽商，進而擔心會發生“產業空心化”，這未免太早了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流進流出都是正常現象，同時也反映了浙江企業家對市場和商機的把握。而且，浙江資本流動也是雙向的，浙江有好的項目，有些資本也會回流的。看問題不要那麼悲觀，古代有些商人，有了錢，或置地或買官，因此逃脫不了曆史的宿命。現在，“浙江人經濟”的總量越來越高於“浙江經濟”，但浙江人可能也越來越富。
浙江省委黨校軟科學研究所所長盛世豪認為，對“浙江人經濟”要分一分類，不要籠統地講“浙江人經濟”。他認為，浙江出去的企業至少有這樣三類：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業，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產基地還在浙江；二是將企業總部搬到大城市，尋求在更高層次發展；還有一些企業因為土地、能源等受製約，生產成本走高，於是把企業遷出。在這三類企業中，第一類比較多，而且對浙江本身的發展也有好處。而後麵兩種情況可能對浙江會有影響，但這是企業為追求更大發展做出的選擇。作為政府，應當營造更加有利的環境，讓企業留下來。
走出去的企業不是浙江經濟的主體。當然，一些企業把總部搬到大城市，生產基地還在浙江，這對浙江的產業升級有好處。而且，走出去的企業越多，與外界的聯係就越廣，對浙江企業而言，可以利用的資源就越多，也為沒有出去的企業提供了發展空間。因此，“浙江人經濟”總體上是有好處的。
（3）解決原有優勢弱化的出路
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楊建文說，從目前情況看，浙江的製造業層次還不很高，與國際大企業的關聯度還不很強，這方麵與蘇南地區有明顯差異。浙江的製造業中，消費品（生活資料）的產業比重很大，而近幾年國內市場消費需求不強，浙江製造業當然會受到影響。相反，資本品（生產資料）的尋求卻很旺，而這在浙江卻比較薄弱。因此，需要完成一個提升，即由消費品的製造業提升到資本品的製造業。產業要提升，市場要開拓，資本要尋求更加有利的投資場所，這就是浙商要往外走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