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24歲的周海英已經接手融資和業務工作一年多了。她並不是不想做生意，隻是不願意做毛紡生意：“這樣的生意打理起來很辛苦，我其實很想嚐試做別的，等將來我完全接手這個公司後，先賣掉一部分產業，或者租出去一部分。”
浙江大學教授陳淩認為，新一代浙商選擇也很多：子承父業，如一些大企業；接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重新創業，目前做成功的也蠻多；還有一部分就不繼承做生意了，這部分人裏有沒能力的，也有沒興趣做的。
正因如此，浙商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徐王嬰很樂觀地認為，年青一代沉積了創業精神，適合開拓新的領域。所以，不繼承舊業不是壞事，反而可能是好事。
浙商研究會所在的杭州嘉彙大廈，有很多剛畢業的年輕浙江商人在創業，他們不願意去打工，渴望自由生活，在得到父輩的資金支持後從小公司做起。“這些人是新浙商的未來”，徐說。
現在，浙江不少高校和機構專門開設了培養下一代企業家的“少帥班”。浙江省生產力促進中心舉辦的浙商培訓班中，有將近60歲的企業主，也有20多歲的接班人。副主任潘強龍介紹，培訓5年多，已有1600多名學員。
他說，浙商一代創業的先機如今已經喪失，企業家有很強的提高管理素質的內在需求，而對培養下一代，他們會不惜工本。
資本運作：浙商的“軟肋”
日前，“首屆浙江民營企業峰會”在杭州隆重召開，1500多名來自浙江各類大小民營企業的企業界人士雲集杭城，就民營企業的發展各抒己見。但是，對於中國浙商群體進行資本運作的競爭能力，應邀嘉賓的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首席培訓師、民營企業戰略研究青年學者汪洋卻兜頭澆了一桶冷水。汪洋毫不諱言地指出，浙商群體資本運作存在一係列競爭弱勢，需要加快戰略轉型。
1.浙江資本潛流湧動
浙商群體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已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其明顯的經濟發展特征引起中國各個經濟區域的廣泛關注。內地企業都在關注浙商，包括浙江的資本流向。特別是浙商的發展有一段曲折的演進曆史之後。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溫州民營企業作為浙商的先行者，起步時還是十分原始的，它們大多是一批家庭作坊式企業，滲透到全國。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的分散作坊開始分化，並在許多行業出現了並購重組行為。同時，浙江各地眾多新生的民營企業選擇了細分市場的產品戰略，靠低成本擴大市場規模，推動了一個又一個產品從城市國有企業向鄉村民營企業的產業轉移。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浙商進行大規模的市場轉型，資本流向出現了三種趨勢：一是自成體係的金融信用周轉體係建立起來；二是大量資金和企業家迅速流進東歐，形成浙商境外群體；三是大量過剩資本投入房地產市場，使浙江的房地產業很快發展起來。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期，浙商在兩個方向上進行著戰略調整與升級。一個是以慈溪的方太為標誌，浙商開始研究自己大規模成批量以後怎樣打出國內品牌，也就是說大規模打入國際市場形成能力之後如何重新回到國內市場，形成自己的品牌優勢，打通整個中國的市場需求。第二個支點是以華立集團為標誌，浙商開始運用自己的產業基礎，探索資本運營之路，比如買上市公司、到國際上並購等開始各種新的嚐試。
2.資本領域缺少開放度
雖然浙商已經站在製造業的製高點上，但浙江企業卻沒有突顯出“產業領袖”的氣勢，而是停留在外國生產加工基地的層麵，這究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能否深入地進行分析，浙江民營經濟與外部省域相比還存在什麼差距？下一步與國際市場對接的過程中，浙商麵臨著哪些發展瓶頸與問題？
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首席培訓師、民營企業戰略研究青年學者汪洋認為，浙商無法形成“產業領袖”的地位，是因為資本運作能力不足。浙江企業與外省企業的差距，概括起來有五個方麵：一是高新技術比不過北京，二是速度比不過廣東，三是品質比不過上海，四是外向型比不過江蘇，五是潛能比不過後發省份。浙商真正走向市場經濟，特別是加入WTO後實現國際化對接的最大障礙，是資本運作能力存在著明顯的競爭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