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十字會當年信譽卓著，籌款相對容易。因為可堪信任，所以大家才肯將錢交給紅會去行善。段祺瑞、徐樹錚、張鎮芳這些政要的夫人都曾因慷慨解囊而登上《申報》，蘇州的丁梅常年為紅會捐款、捐物，在遺囑中還捐出了200元、新棉衣200件、股票100股。又如1913年為籌辦時疫醫院，上海新舞台劇院發起義演募捐。各界人士踴躍購票，甚至有人一口氣買了100張票。事後統計，有110多張票賣出後但無人前來看戲，買票隻為捐款。
民國初年，地方軍閥大都截留稅收，且軍費開支浩大，政府沒有足夠的力量實行救災。這時候作為社會組織的紅十字會擔負起了救災的責任，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發揮自己的特長，穩定了社會。
抗戰中的犧牲
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國政權又一次發生鼎革。當紅十字會將自己選出的會長顏惠慶，副會長王正廷、虞恰卿的名單提交國府時，南京方麵拒絕任命。1933 年立法院終於推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管理條例》14條，確立了政府與紅會的關係：“總部以內政部為主管官署，並受外交部、軍政部、海軍部之監督，分會隸屬於總會，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為主管官署。”
在“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中日全麵開戰隻是時間問題的時候，政府將紅十字會收編麾下，也是在為戰爭打算。在政府的幹預下，外交部長王正廷成為新任會長，杜月笙和劉鴻生為副會長。1943年，由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立法院批準《紅十字會戰時組織條例》，規定紅會的正副會長，理事、監事等都由政府委派，而紅會赴地方的救助隊則要聽從所屬戰區司令長官的命令。在政府中具有相當地位的戴季陶、翁文灝、宋子文等人都成為紅會常務理事。
正如國府之前預計的那樣，紅十字會確實在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為此付出了慘烈的犧牲。戰爭中，日軍時常不顧紅十字會的中立地位，對紅會人員發起進攻。1937年8月，設在上海東南醫院的一個救護隊被日機轟炸，醫院裏的圖書室、大禮堂等都被炸毀，擔架隊長張鬆林被炸死。僅僅幾天後，還是在上海，又有三名護士死於戰火。1940年10月，日機在浙江、湖南等地散布鼠疫杆菌，紅會的醫護隊長劉宗歆在義烏一帶從事防治時染病，最後不治身亡。1945年，紅會護士梅碧芳在廣東一個小鎮上被日軍包圍，吞藥自盡……戰後編有《中國紅十字會抗戰期間遭受日軍危害行為調查》，記錄下了這些犧牲者的事跡。紅會在四次長沙會戰和南京大屠殺中的作為尤其令人尊敬。
紅十字會在抗戰中所做的貢獻有目共睹，政府在會員招募、經費補助等問題上予以支持。同時國際紅十字會對中國總會也愈加重視，在國際聯合會第十八屆理事會中，中國總會會長蔣夢麟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副會長。
截至1948 年底，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有193個分會、38.5萬名會員。1949年時的會長是蔣夢麟，他同國民政府關係密切，東走台灣。留在大陸的中國紅十字會人員以秘書長胡蘭生為代表赴北京，請新政府接管。
周恩來親自修改了《中國紅十字會章程》，規定紅會是“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的人民衛生救護團體”，使其徹底失去了民間色彩。1952年，國際紅十字大會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為中國唯一的全國性紅十字會。這是中共政權第一個獲得合法席位的國際組織。
（碧雲天薦自《國家人文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