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裏，蘇慧廉主持和修建了城西教堂等多所教堂，為溫州人建造了藝文書院和學堂。他希望通過教育，把學生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重要的是要頭腦清晰，心胸坦蕩，對人生有精神上的追求。”分班教育、學校周日放假這種今天看來極為平常的管理方式，都是由蘇慧廉們開一時先河。路熙和他們的女兒謝福芸也在藝文女校中執教。在幫助中國女生改變站姿、教她們運動遊戲的過程中，路熙也感到了“創造曆史”的快樂和工作的意義。
那時溫州很多教徒目不識丁，更不用說聽官話版的聖經宣講了。蘇慧廉利用自己特別的語言造詣，將《聖經》翻譯成溫州普羅大眾一聽就能明白的“土話”，成了教徒的必備之物。
不同於傳教士中的保守派，蘇慧廉還力主用本土化、情境化的方式傳教。當時許多西方傳教士為強調宗教的“純潔性”，不屑甚至貶斥中國音樂。蘇慧廉不僅自己學習中國音樂，還建議直接用中國樂曲為唱詩班伴奏，他本人就曾將《茉莉花》的歌詞改為《聖經至寶》。針對一些本地教徒周日跋山涉水為教會服務的情況，蘇慧廉考慮到中國的現實，特別申請突破固有的義工規定，為這些貧困教徒的勞動支付薪資。“這些本土化的做法，蘇慧廉絕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突出的一個。但可以說，他的不少實踐和研究是超前的”，沈迦評價。
蘇慧廉1906年離開溫州，受邀赴李提摩太創立的山西大學堂就任西齋總教習。在山西他雖然仍為教會服務，但角色已成功轉換為教育家和漢學教授。他出版了《儒釋道三教》，他的英譯《論語》是牛津大學最認可的經典翻譯，長年的耕耘甚至讓他得到了“孔夫子”的稱號。
除了所著《李提摩太在中國》民國十三年便已出版漢譯文外，蘇慧廉幾乎沒有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什麼蹤跡。其實，他和嚴複、王國維、蔡元培、吳佩孚、顧頡剛、丁文江、黃炎培、翁斌孫等眾多當時的名流都有交往。他的生命軌跡，直接或間接地改變了一群重要人物的命運。
民國初年，蘇慧廉為籌辦華中聯合大學返回英國。本已籌得300萬英鎊，卻因一戰使計劃落空。謝福芸幾年後創辦了北京培華女子中學，林徽因就是該校學生。而蘇慧廉在歐洲創立法國華工青年會，為一戰戰場上的20萬中國人服務，並以出色的工作獲民國政府文虎勳章。上世紀20年代，已是國際著名漢學家的他，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和胡適等人一起，使1100萬英鎊得以退還中國。
65歲時，為了處理中英庚子賠款退款，蘇慧廉最後一次回到溫州。然而時移世易，他滿眼看到的卻是，隨著民族運動的興起，當年創立的教堂已被人占領，他創辦的藝文學校，外國人悉數被驅。“不管我如何評述中國，我都是帶著一種對中國和中國勞苦大眾的真摯情感。我曾服務於他們，並在他們中間度過了我的半生。中國的未來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續的同情。”他在其1928年所著《中國與英國》一書中這樣寫道。
在妻子路熙的回憶錄裏，她對他們最好的年華如此作結：“我在中國的歲月，從暴亂始，自革命終。我在中國的生活有價值嗎？有價值。”
沈迦感慨道，蘇慧廉晚年發現自己創建的所有功業被遺忘和顛倒，他應該是滿懷蒼涼離開第二故鄉的。沈迦用“半生湖海，未了柔情”這8個字形容這位傳教士對於中國的複雜情感。
（劉遠香薦自《壹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