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嶽敬齋升任市長，也不讓人感到意外。在司徒昂當政的時候，嶽敬齋被公認是一個擺設，他的權力，甚至連下麵的一個廳局長都不如，司徒昂在上江的所作所為，都是繞過嶽敬齋做的，所以，嶽敬齋不僅不能算是司徒昂集團的人，他甚至可以說是受到司徒昂迫害的人。如今，他幫助郝東良完成了上江的和平過渡，也是功不可沒，升任市長，也是情理之中。
林銳繼續他的裹挾者研究。
沒有部長特許，石城方麵不能向林銳開放樣本。不過，林銳很快就擬定了一個新的計劃。
這個計劃就是，從流行病學統計分析入手，找到可疑人群，從可疑人群中獲取樣本。
任何一起疫情，都不會是平白無故地發生的。疫情的傳播，一定會循著一條傳染鏈。裹挾者也不會是平白無故地出現，它一定有一個源頭。這個源頭，就是所謂的傳染源。
林銳計劃，依靠流行病學分析，從錯綜複雜的傳染線索中，找到一條傳染鏈，順著傳染鏈回溯到疫情發生初期的傳染源——也就是可疑人群或者可疑環境。林銳相信，35型腺病毒的裹挾者，並沒有隨著35型腺病毒的滅亡而消失，它一定隱藏在上江。
至於裹挾者隱藏的方式，有三種情況。第一，是某種特定的環境，第二，是動物宿主，第三，是人體宿主！
不管是哪一種方式，林銳都麵臨嚴峻的挑戰。這就如同是大海撈針一般，甚至比大海撈針還要難。因為，林銳即便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根“針”，還不能解決問題，他還必須要對“針”上麵攜帶的所有微生物進行分析，找到可能的裹挾者！這等於又是一場大海撈針！
所以，在無法對樣本進行檢測的情況下，“伴隨者”小組的工作量無形中增加了十倍！
原本是作為輔助手段的流行學分析，成為了主要手段。
林銳要求流行病學組加快工作進度，在一個星期內必須完成數據錄入，建立時空模型，盡快進行回歸分析。回歸分析也是需要時間的，因為，必須逐一排除各種混雜因素，而混雜因素同樣也是成千上萬。
因為沒有標本，實驗組的人員無法開展工作，也加入到數據錄入工作中，數據錄入進度加快了。這讓林銳很是滿意。
這這期間，林銳使用劃撥過來的一百萬工作經費，購買了便攜式PCR儀和試劑耗材。便攜式PCR儀，主要是為了現場檢測時使用。石城方麵指不上了，樣本必須在上江就地解決。這就需要對可疑環境進行現場檢測。
林銳打算，一旦流行病學分析發現線索後，直接用便攜式PCR儀進行現場樣本檢測，這樣做，一則可以避免使用中心實驗室的儀器，避免留下檢測痕跡，二則，檢測效率會大大提升，三則，也免除了樣品運輸環節，樣本運輸環節是最容易出問題，稍不留意，樣本要麼會被汙染，得出錯誤結果，要麼，樣本會失活。
其實，最大的費用不是儀器設備，而是檢測試劑。需要篩選的病毒種類成千上萬，針對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檢測試劑。也就是說，林銳必須把有可能成為裹挾者的所有病毒種類的檢測試劑，都準備至少二十人份以上。加起來，這就是一個龐大的數目。
所以，一百萬的工作經費，一眨眼就花了個精光，而檢測試劑的儲備量，還遠遠沒有達到要求。
不過，林銳並不擔心，嶽敬齋已經答應他，還有五百萬的經費，在春節後就可到達。
有了這五百萬，試劑問題基本上就能夠解決。
在保密狀態下，研究工作緊張而有條不紊地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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