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從反麵來說，要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模式。鄧小平說，進行政治體製改革“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製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曆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3]P240-241。這是他在長期實踐中一貫堅持的重要思想。從曆史淵源說，可追溯到1957年，右派分子提出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政治要求時，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定性其為“對於社會主義道路和共產黨領導的進攻”。新時期，論及政治體製改革，他都要強調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3]P196。這是因為，現階段，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並沒有結束，總是讓人感到存在著全盤西化，把西方資本主義製度全盤搬到中國來，“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3]P303、198的威脅和危險。因此每當感到改革開放要威脅到黨的領導地位，動搖社會主義製度根基時，鄧小平就認為是“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而提出反對；每當改革開放遇到障礙時，又疾呼“不改革隻能是死路”[4]。這就是要通過探索創新逼出一條新路。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繼承了這一思想。在談到要把製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優越性問題時，同樣提出“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製度模式”這樣明確自信的主張。
胡錦濤進一步清楚地闡明，可以借鑒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不能全盤照搬其模式。綜合起來，應注意把握的有這幾點：第一，民主是各國人民的共同追求，但無論中國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都是各國自己曆史、國情和政治發展實踐的產物，其中必然包含本國獨特因素。各國曆史不同，一定時期民主發展的起點不同，經驗不同，要完成的任務不同，這就決定了特定時期民主政治發展的具體內容、形式必然各不相同，各有其特點。照搬別人確是取亂之道。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得以確立的邏輯。第二，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民主的具體實現形式、運作機製以及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建設等方麵還很不完善，客觀上要求我們注重放眼世界，以更加開放的胸襟認真研究、學習借鑒世界各國民主發展經驗，特別是在西方世界經過幾百年發展形成的反映民主製度共性和發展規律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等有益成果。在此基礎上，通過創新，形成豐富多樣、不斷變化的、能更好地體現時代精神和人民當家作主本質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和方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一點必須始終明確。第三，不能過分看重民主形式，將其等同民主內容，等同民主本身。更不能將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某些民主形式等同民主本身，忽視其本質上難以閹割的階級內容。外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在反思[5]：如果隻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卻隻讓少數人發大財而帶不來大多數人的幸福，這種民主是合法的嗎？對於西方大國借全球化之力強力推行其模式，以是否實行多黨製、議會製等衡量發展中國家民主合法性的做法，一定要警惕。某些西方人士在中國沒有看到西方常見的民主形式就判定中國沒有民主，這隻是表明他們沒有認真思考過民主應該有豐富多樣、不斷變化的形式這一問題，我們不以自己的做法去評判別人，也不能以別人的看法作為自我評判的標準。
在十五大報告形成“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這一認識飛躍並初步形成“三者有機統一”理論認識後，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文獻中連續三次對其進行遞進式提升闡釋，由從依法治國角度將三者聯係起來，到將三者有機統一視為我們所成功開辟和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核心內容，這是我們注重對實踐經驗進行提升以形成新的理論認識的結果，理論闡發更增強了我們對在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這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應有的道路自信，理論認識自信和製度自信。○
參考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3]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吳偉.中共“十三大”前後的政治體製改革[J].領導者.（總第43期）2011—12.
[5]詹得雄.西方民主還真是一個問題[N].人民日報，2012—4—23（03）.
責任編輯 潘 瑀